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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中国大历史(精装)》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现在已成了旅游者注目的焦点。撇开其他的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它在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远超过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内忧外患,古老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废墟还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伟气象。在现今西安市的东边,也有好几处有名的历史遗迹。距离西安城不到五英里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六千年之久,是目前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墓葬的形象看来,半坡村的社会当属母系社会。西安是十一个朝代的都城所在西安城东北不及二十英里的地方有华清池。据说8世纪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713—755年在位)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艺术气息浓厚的人物,据说中国的戏剧是他创始的,而他所爱的女人,更是“资质丰艳,善歌舞”。华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泽而享名千载,但是他们的故事却以悲剧结束。西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一位镇守边关的将领(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叛军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马嵬驿的地方,护卫的将士要求皇帝对杨贵妃作出断然处置,否则不肯用命。在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让他宠爱的妃子当场被缢死。一位向来沉湎于欢乐的君主,从此意懒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后,他的残年,充满着寂寞和悔恨的情调。一位时代去他不远的诗人——白居易,以极带想像力的笔调,描写唐明皇(后人给他的称呼)终夜不眠,看着官前萤虫飞来飞去,阶下落叶也无心找人打扫的心情。这样的忧恨缠绵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间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这首((长恨歌》,也随着流传千古,直到1920年和1930年间,仍旧为小学生所习诵。也可见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开口闭口不离道德之余,并没有完全忽视情绪和抒情主义。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则不会让这样的一首诗歌,传教学习,直到民国时代,还去打扰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华清池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存着信心,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去华清池的温泉不远,有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的地方。当年12月12日,“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冲入委员长行营,要求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以便一致对日抗战。这兵变的目的既达,中国的政治从此改观,间接也影响到全世界的历史。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讲,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五十几年前的事变之后果。当年“双十二日”枪声既息,国府的最高统帅被一个下士班长和一个士兵发现。他孑然一身,未被伤害,躲在附近骊山的一个山洞里。今日该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藉藉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后果之任务。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四十英里。此人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制。他的“陶器兵马”在1974年发现。内中包括塑制的兵俑,和实物的兵器与战车。美国的三位总统曾来此观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国外去巡回展览。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秦始皇统一全中国,距离中国文化的开始已有好几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顺序,我们应当先处理其他的几个题目,当中首要者无过于地理背景。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往临潼县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四周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开展中的重要因素。当地周围景物通常较路基为高,所以这黄土不难观察。
  《万历十五年(精装)》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问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j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精装版)》
  为了保证柴炭供应,宣德皇帝在北京西100英里左右的易州设立山厂,专门生产柴炭。按规定,采烧人夫从山东、山西及北直隶的三个府中征派,其数量超过30000人,他们每年要服役3个月。工厂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相继以工部尚书或侍郎督厂事。在初期,该山厂每年大约生产1000吨木炭和好的引火木柴。到1442年,它的产量已经上升了6倍。向首都运输柴炭变成了沿途居民一项额外的负担。这段距离虽然很短,但估计拖运一吨柴炭也要花费5两白银。这种办法很不经济,因此到15世纪末,一部分柴炭从京师购买,佥派到易州山厂的劳动力也逐渐由士兵取代。即使在那时,每季还要从民户中佥派采烧人夫19900人。据此我们可以估计15世纪京城每年消耗的柴炭燃料需要花费500000两白银,这些花费朝廷要用现金来支付。
  宫廷的实际生活费用难以估算。其供给仓库很多,应役者甚众。宫廷人员消耗的白米是田赋正额的一部分。毛皮是由地方上供,缎匹是作为田赋附加税来征集,或者坐派地方。一些**,诸如皇帝想要的瓷器,因为它们是**的,所以实际上无法计算其价值。1433年,宣德皇帝谕准江西烧造各样瓷器443000件,一直到弘治皇帝1505年去世时,瓷器烧造未完者还有300000件。一些物品甚至有意被列入征收项目之中。所有已知的供应宫廷的各种花费每年可能要超过500万两白银。
  这些项目多由“役”来补偿,这抵消了低水平税收造成的后果。由于此类款项主要为劳役和运输费用,这样做很可能造成税收负担更多地落到穷人和本分人身上,他们常常被征召无偿服役。
  与宫廷开支密切相关的是公共建筑和陵寝的建设费用以及在首都的超编军事人员的生活费用。京军各营变成了一支庞大的建筑队伍,建筑材料则从各省征用。从15世纪初到17世纪营建计划从未间断,它们可能已经不是政府财政资金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后者已经组织得更好。很明显,考虑到王朝有限的财力,优先安排这些建筑工程是很不合适的。由于财政资源的划拨缺乏深思熟虑,军队陷入了巨大的苦难之中。这除了造成京军各营缺乏战斗操练外,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好几个皇帝还以不合格的编外人员填充官军数额。
  《黄河青山》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沫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享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对他们翻脸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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