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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座城
岩石沉默地注视着年轻人。这是一块在龟山脚下裸露出来的岩石。志留纪的砂岩，见证过4亿年沧海桑田的变化。细细的纹理了远古的水流，交错的裂缝好像老工人粗糙大手上留下的道道伤痕。午后的阳光照着年轻人，他还有些睡眼惺忪。他静静地望着这块岩石，就像小时候静静地望着窗外，看摩天大楼一层层慢慢地长高。岩石神态肃穆，但年轻人已经看出了它眉眼间的表情。
他纵身跳上岩石高处，手举喷漆罐，轻轻画出两只飞鸟。退回地面，他审视一下刚完成的部分，拿起另一只喷漆罐，又跳上岩石。整个下午，这个年轻人就像一只山羊，跳上跳下。到傍晚时分，岩石上出现了一幅新的涂鸦作品：一道扭曲的彩虹在岩石的裂缝间挣扎，绿色的植物疯狂生长。
天色转暗。军运会的灯光秀亮起来了。灯光变幻，打在年轻人的涂鸦作品上，一会儿像在水下，一会儿像在田野，一会儿像在舞池。在龟山北路对面的墙壁上涂鸦的小伙伴们围拢过来，齐声赞叹。
这位年轻人叫黄睿，武汉涂鸦圈子里的高手。这是他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在武汉完成的最后一幅作品。
武汉是一座见怪不怪的城市。很多事情，对这里的人来说非常平常，但别的地方的人却觉得难以置信。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活跃着一群像黄睿一样的涂鸦爱好者。他们身份各异：最早在武汉涂鸦的JER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科班出身，而黄睿高三就退学了。黄睿在北京、广州涂鸦的时候，都曾遇到路人上前质疑，甚至报警，招来警察干涉。武汉不一样。武汉最早的涂鸦出现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的棋盘街。年轻人涂鸦，政府派人把墙刷白。涂鸦越来越多，刷不过来。黄睿告诉我，后来政府换了思路，索性钉了一块牌子：政府指定涂鸦场地。有一次，黄睿在武汉青山区涂鸦，走过来四名城管，他跑也跑不掉，慌得不行。带头的那个城管把证件一亮，说：“我们就是管这条街的，你刷墙的时候刷整齐一些，这样比较好看。”其他城市的市民总是行色匆匆，很少有停下来看涂鸦的。武汉的市民却会饶有兴致地过来围观。黄睿有段时间经常去棋盘街涂鸦，总能遇见一条名叫灰灰的博美犬。博美犬的主人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小狗过来看涂鸦，老太太也陪着看。看了一会儿，老太太说：“小伙子，别这么辛苦啦。看你都出汗了，歇歇吧。”
武汉是个大熔炉。这座城市的包容度或许逊于深圳，但并不输北京和上海。这里是九省通衢，南来北往的人们络绎不绝。1835年，天主教传教士安若望（M．Baldus）来到武昌，他在描写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时说：“这个城市的人口大约与巴黎一样多……这里的船只比法国所有港口的船只加起来还要多。”清朝年间，有48个政府衙门设在武昌，其中优选的是湖广总督府。100多名官员，统治着大约5500万名百姓。道光年间，旅居汉口打扣巷的浙江文人叶调元写道：“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老汉口人还能记得，沿着原来的京汉铁路，也就是现在的京汉大道，分为铁路内和铁路外。铁路内沿江的狭长地带多为租界，一溜儿气势轩昂的洋房，铁路外则是从黄陂、孝感等地涌入的贫民，窝棚挨着窝棚。老汉阳人也能记得，1953年为了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成立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也就是俗称的“大桥局”）。大桥局自成一个小社会，修桥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口音独特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被汉阳人称为“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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