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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处于选择关口
2018年见证了世界的很多变化，各种矛盾集中暴露。2018年12月我在欧洲访问时，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有点儿“乱”。德国进入政治转换的阶段，法国的改革举措与公众情绪的碰撞导致了社会动荡，英国深陷“脱欧”困境，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一位英国学者说，西方的制度已失去效能，即将进入一段比较长的调整期。
欧洲的现象正是2018年全球激荡与分化的一个表现。一方面，冷战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似乎开始动摇，令人担心其是否会由此而退潮，甚至逆转。另一方面，大国竞争尤其是中美矛盾再度成为世界主要议题，各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分歧变得尖锐，国际合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开始下降。全球化和大国关系将何去何从，牵动着世界的视线。
如果用一个词描绘2019年，“选择”二字可能比较合适。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在经历了充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和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选择，无疑会影响未来的历史轨迹，也会对21世纪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全球化该走向何方
全球化面临重要选择：是坚持大方向和改善全球治理？还是抛弃全球化，退回各自为政的隔绝状态？
不可否认，全球化成绩斐然，但是并不完美。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层面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带来生产规模和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与更加广泛的财富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从贫富差距拉大，到金融监管缺失、治理改革滞后等。一些欠发达国家仍处于国际分工低端，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一些发达国家内部的分配也严重不均，中产和中产以下阶层的人抱怨没能从财富的增长中获益。对全球化的质疑既来自精英阶层，也来自普通民众。
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全球化的设计是一种综合性进程，还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用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一统世界，不惜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强行介入、改造他国制度，这样的做法不仅效果不彰，还带来大量后遗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其著作《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中谈道，战略应是目标与能力的协调，不能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美国以推广政治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对外扩张甚至战争，持续消耗其财富，透支了国家的能力和声望。
安全挑战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由于世界缺乏维护共同安全的共识和手段，无论是对传统安全风险的防范，还是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都显得捉襟见肘。
人们开始反思全球化，甚至有人认为可以抛弃全球化，但是有什么替代方案吗？全球化的对面是什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碎片化，是更多的无序和混乱。
中美关系面临重构
中美关系同样面临艰难的选择：是紧张轮番升级，相互“脱钩”，走向全面对抗，进而导致世界再度割裂，还是继续在同一经济体系内谋求共存共赢，相互调整，重归合作轨道？
中美关系将是影响全球化进退的关键因素之一。2018年，中美关系下滑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紧张气氛从贸易外溢到其他领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使然，与美国对外关系中利益失衡不无关系；同时，中美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如果用360度的圆环来描绘整个周期，从美国的观点看，“前半个圆”的调整已经完成。也即经过数年争论，美国对华看法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学界和朝野一致认为，过去40年对华接触和两面下注的政策难以为继，必须改变。然而，“后半个圆”向什么方向调整，却还看不清楚。如果现在问美国人，什么是新的对华政策和战略，可以听到的说法是五花八门的。预期新政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可能要在对各种事件和问题的处置、在与中国的互动和碰撞中，逐步形成。
当然，这“后半个圆”并非空白，一些新的主张和政策倾向已露出端倪。梳理一下看，大致有三种趋向。第一种，最糟糕和阴暗的意图是将两国关系引向全面对抗，也即人们经常议论的“新冷战”。这原本是极少数人的声音，但最近其影响扩展得很快。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的调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第二种，“脱钩”的意图，也即将中国排挤出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最近美国采取的打压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以及留学生的措施，就反映了这样的意图。第三种，也是摆在台面上的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和相关要求。2018年，美国两次对中国高达2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高关税，刺激中国采取相应措施，这种害人不利己的做法已经给两国和世界经济秩序乃至信心造成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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