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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老婆的工厂改制了。改制是个新词，也是个蒙词，其实大家并不太懂。改制？改什么样的制？改成什么制？本来是国营的，现在改成了什么营？是集体营，还是个体营？其实什么营也不是，改制后，这个厂就没有了，就和大家说拜拜了。
1994年，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住在靠近郊区的地方，房子是50平方米；我平时骑自行车去单位，我老婆则要倒三次公交车去上班；我小孩在市区一个小学读四年级，因为不好带，平时都寄养在我母亲家里；我们家的电视是1983年买的，不是东芝，也不是日立，是一个无名小牌奥丽安；洗衣机是半自动的，洗是自动的，弄干要手动的；空调只装在卧室里，是本地的玉兔牌单匹机，开起来室外响，室内也响；生活以外用于娱乐的电器，是朋友装搭的一台“卡拉”机，其实就是一个扬声器，还没有什么混响：电话装不起，初装费就要5000块，我们总不能“裤头都没有穿，雨伞还用布袋装”吧，省省；本来先计划买个BP机的，虽然用起来麻烦，但终归也算是现代化的产品，可现在，随着老婆的下岗，这个设想也要泡汤了。
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工厂有一天会关门的，就是想象力再丰富，我们也只能想到儿子能不能“顶替”，退休工资能不能照常。我们是一直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的，我老婆在国营单位，我在文联机关，按我们温州通俗的说法，我们是理想搭配的一对，一个在工厂，实惠；一个在机关，轻松；我们经常会偷偷地羡慕自己，我们的收入虽然不是太多，但它们是细水长流的，四平八稳的。
我老婆的单位叫温州肥皂厂，做洗衣洗裤的肥皂，样子像那种拍人的板砖，但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增产肥皂。在没有洗衣粉、洗洁精、洗涤剂、洗手液的年代，它是很受人青睐的，用途也很好地广泛。在城市，它可以洗脸、洗手、洗澡、洗衣，是消毒去污的必需品。在农村，它更是品质品质的用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农村的河边，那些埠头石阶上，洗衣的农妇村姑在那里不厌其烦地捶打，肥皂像味精一样涂一点，然后她们要洗涤的衣裤就这样津津有味地被捶上半天。也因此，我老婆厂里的增产肥皂就一直是一种紧俏货，甚至是硬通货。
那些天，老婆派了我许多差使，一趟趟地往返于她的厂里，去运回她的一些东西。她在厂里做会计，有一些书、账簿和杂七杂八的“细软”。她不像一般工人那样那么简单，只需抽走一个身子，就什么也没有了。我问老婆，厂都没有了，人都散光了，你还拿这些东西做什么？老婆说，现在厂里混乱，没有人顾得上这些，我先替厂里保管着，等什么时候一旦有用了，我再拿回去。我狡猾地说，这里面有没有厂里的机密？如果有，我们先据为已有，到时候再加个什么码，拿出来要挟一下。老婆说，做人要地道，你不能这样小人好不好，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她的意思是，下岗归下岗，是大势所趋，跟厂里没有关系，跟领导的积怨更没有关系。我老婆是个纯朴的人、细小的人，不像我们在机关的人，平时练就的都是些小心眼和社会世俗伎俩。
老婆在办公室里整理东西，我暂时没轮着事，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他们厂区瞎逛。没有在工厂呆过的人，是不知道工厂的味道的。老婆就经常会跟我说一些工厂的细节：赤条条进出的浴室，几百人吃饭的食堂，抗台抢险的巡逻，三班倒的夜餐，冬天的锅炉房，夏天的酸梅汤……我听来都觉得生机勃勃，很好地有趣。肥皂厂的风景也是别样的：有宽阔的码头，有很大的煤场，有笔直的厂区路，有高高的反应炉，有垒得像山一样的油桶。站在江边的码头上，能看见瓯江对岸耘田的农民、墨绿而连绵的大山、山上的罗浮双塔、像自绸一样一动不动的瀑布。还有那浓郁的油脂味，油脂是做肥皂的原料，多站一会儿，好像身上都会慢慢地黏糊起来。这天，老婆的厂里很乱，每个路口都有聚集的人，他们和我老婆一样都是厂里的工人，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都在讨论和传递各种消息，他们的脸上一律挂着无奈和茫然，他们这里站站，那里站站，这里听听，那里听听，我也跟着他们走来走去，肚子很快就饿慌了……这天，我用自行车把老婆的许多东西驮回来，同时也驮回了老婆灰暗和糟糕的情绪。
在过去，我老婆算是一个活络的人，她会经常弄些肥皂给我们家附近的小卖部卖。她在厂里当会计，有职位之便可以假公济私，说是什么单位需要，其实都是自己另有安排。一箱增产肥皂，厂里拿出来四十八块，给小卖部六十块，不动声色地赚了个差价。在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当时，在路数还不是很多的以前，她能有这样的心思，有另外一条活水注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来，已经算很超前了。
现在，这条路眼看就要被切断了。那些天，我老婆在厂里一定是落油锅一样。回到家还是恍恍惚惚的，和她说话，好像没和她说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饭吃着吃着，也会突然地停住，像是咽下了一块石头；喝水也会无端地呛着，像喝了很多的酒，趴着就吐起来；思想更像是一条开小差的狗，跑着跑着又折了回来。有时候刚从外面回家又说有事再出去一下。也不知去了哪里，回来时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