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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割、批判、形式
1.从分割到统一
建筑物这个东西或许是全社会的矛头所指。当谈及公共事业、土建业时，人们往往把建筑物视作“恶”的代名词。为什么建筑物会被人们如此的厌恶呢？这种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问题是出在与建筑物相关的事物上，还是建筑物本身的存在上？我想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开始进行探讨。
人们讨厌建筑物是有缘由的——因为它有许多负面因素。首先是体积庞大。在我们日常接触的对象中，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比建筑物更大的东西。大是建筑物的标志，也是建筑物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建筑物的建造一方，如建筑物的开发商和建筑师等，都愿意把建筑物建造得醒目而招摇。这样一来，建筑物显得越发庞大，或者说视觉效果比实际上还要大。其结果却是越大越碍眼，也越受到人们的厌恶。
人们讨厌建筑物的第二个因素是其对物资的消耗。因为体积大，建筑物的建成自然需要大量的材料，这就无可避免地要造成物资的消耗。地球上的资源有限，并且已经开始枯竭。能源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对物资的巨大消耗没有理由不受到厌恶。
人们讨厌建筑物的又一个原因是它的不可逆转性——建筑一旦完工就不可能轻易地拆除或重建。能够轻易重建或销毁的东西就称不上是建筑物。因此，人们不喜欢或不满意的建筑物一旦建成，就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许多痛苦。与人的生命长度相比，建筑物的寿命恐怕要长很多，所以，在不喜欢的建筑物中生活的人不得不忍受到自己死亡的那一天。虽然20世纪以后建造的建筑物，其实际寿命并不是很长，但给我们的感觉并非如此。与人类纤细、柔弱的体质相比，建筑物显得异常地结实和长寿，甚至会让人感觉到它似乎在嘲笑人类短暂的生命，这就使人越发讨厌建筑物。可见，建筑物的这种时刻张扬的不可逆转性实在令人厌恶。
建筑物的上述三个因素是其不可避免的宿命。与世界的庞大相比，建筑物的绝对体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时，三个负面因素反过来又成了建筑物的长处。人们在追求大体积、多耗材和长寿命的过程中建造出一座又一座的建筑物。当然，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具有能够建造建筑物的特权。能建造建筑物的“强者”数量有限，建筑物因此基本上属于相对稀少的存在物。正因为稀少，其体积大、耗材多和寿命长的特性都能够得到宽容。
当建筑物的体积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远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建造建筑物的规范和相关的规定。不过，人们真正推出对建筑物的限制规定是在20世纪初。1784年，巴黎提出了限制建筑外形的规定，但1916年为防止高层建筑破坏城市景观而实行的纽约区域规划制度，才是今天建筑规范的初始原型。然而，尽管对建筑物的外形有了约束，但对建筑行为本身却没有施加任何限制。20世纪里，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不停地建造建筑物。用“建筑的世纪”来概括20世纪，似乎并不为过。
建筑物已经供大于求。尽管如此，建筑业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不时有激励性措施出台，以期重振正在趋向萎缩的建筑需求。
社会与建筑业息息相关。进而言之，相比于建筑物本身，社会更需要的是建筑行为。因此，不管建筑物如何泛滥，社会都不会对建筑行为叫停。建筑业必须自始至终地受到鼓励。
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两种激励性措施：一种是住房抵押贷款政策；另一种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的政府财政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备受住宅问题困扰的美国正式启动了住房政策。这一时期，欧美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住宅不足问题，但所采取的措施却截然不同。欧洲国家有计划地建设公共集体住宅，仅在20世纪20年代就建起了500万户。美国则积极地鼓励民众建设独立式的私人住宅。1934年，美国成立了联邦住宅局（FHA），专门负责管理长期的超过总建设费用80％的低息住宅贷款并实行优惠税率。也就是说，相对于欧洲国家由政府提供建筑物的做法，美国以唤醒和激发个人的建筑欲望作为政策的导向——这就是对建筑业的所谓激励性措施（图1）。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措施分别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由于住房易得，租金低廉，所以很难指望凭此唤起欧洲人积极投身工作的热情。要想真正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并促进消费，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如实行强制性连休制度等。
美国的住房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为了偿还住房贷款，开始像奴隶般辛勤工作。不仅如此，背负住房贷款的人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露出保守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显然，美国的住房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卓有成效。不仅是经济，而且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都对住宅建设行为表示出极度欢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其于1923年出皈的著作《以建筑为目标》（图2）一书的结尾处，用“是建筑还是革命”的这一名言作为结束语。这句话用来点睛这本彻底批判以往旧建筑，并官告革命性的现代主义建筑已经出现的书最合适不过。但是，如果你深入研读这本书，会发现正是住房贷款制度成就了柯布西耶的预言。对此，端足革命家的架势并利用反体制言论而成为明星的柯布西耶一定会气急败坏地加以反驳。然而，那些利用住房贷款获得了私有住房的中产阶级们早就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保守派的队列之中——这的确应验了“是建筑还是革命”这句话。
美国的政策渐显其效，住宅建设的数量迅速增长。1933年住宅动工数量是九万三千户，1934年联邦住宅局成立，1940年这一数量一跃飙升到六十万三千户，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仅建筑业本身的投资额大幅增加，而且购建私房的人们在与住宅息息相关的物品——从窗帘、家具等装饰用品到家用电器、庭院等——上也普遍投入了大量金钱。一旦有了建筑私房的欲望，人们往往会失去理性，一味地满足这种超出实际需要的欲望。
如果把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政策看做是对付经济危机的一个手段，那么凯恩斯提出的公共投资更是针对经济危机所开出的大剂量强心剂。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政策若是“小建筑方案”，凯恩斯提出的方案就是面向“大建筑”的“大建筑方案”。1936年，凯恩斯汇编出版了《雇佣、利息及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展示了政府通过投资“大建筑”来创造有效需求的20世纪财政政策的雏形。他认为对公共建筑、土木用料的财政投入，可以促进社会繁荣并激活经济。在书中，凯恩斯用了“乘积”一词。他认为有效需求将会以财政投入的数倍倍率产生；从长远来看，它将伴随经济兴旺，以增大税收的形式，填补财政投入的赤字；并坚持认为建筑和土木工程具有这样的潜在能力。凯恩斯还信心十足地向世界宣布：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战胜其最大结构性缺陷——经济危机——的划时代处方。凯恩斯的主张大大影响了其后20世纪所有的经济政策，尤其对美国的新政政策及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凯恩斯在20世纪会获得如此广泛和强力的支持？正像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住房这一建筑形式的魔力，凯恩斯也谙熟建筑这一产业的特性和魔力，并对其充分利用。建筑业确实具有这样的魔力。作为支撑20世纪权力基础的两大政策——住房政策和公共事业政策，二者都是以建筑魔力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得不把20世纪称做建筑的世纪。那么权力和建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共存关系？
首先，建筑物庞大且直观，这一点很具象征意义。试想，除了建筑物之外，还有什么既有庞大的体积又有直观的外形？大地广阔无垠，建筑物亦无法与之相比。但是，大地虽然辽阔，却不具备建筑物那种稳固、直观的特性。建筑物体积大又不失直观，这使得它即便是尚处在计划蓝图阶段，就足以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它会使人们对其充满期待和想象，同时还由此引发凯恩斯所说的乘积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整个经济规模而言，公共建筑物的影响效果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如前文所述，建筑物外观体积庞大并且对物质资料消耗严重，这是建筑物遭人厌恶的最主要原因。而凯恩斯却把这些负面因素逆转成所谓经济效应的正面因素。这是一次可称之为魔法的、极其巧妙的逆转。他不认为建筑是耗费资源的行为，他认为建筑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稳健而诚实的行为。他还认为，只有消费才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向英国政府半真半假地提出那个著名的建议，他说把英镑纸币填埋到废坑里如何？对于这个建议，他是这样解释的：首先填埋废坑需要人工，于是就会出现工作机会；其次因为纸币被填埋到废坑后，纸币数量锐减，于是对纸币的需求就会大大增加。可见，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物质和能源有限这一概念。20世纪初期，即便像他这类见多识广的人，环境有限性的概念也非常淡薄。自然，在他的意识中同样也没有资源消耗的概念。
于是，有人在脱离现实情况的抽象理论中提出了各种假设并进行了大胆的计算，又把这种计算结果毫无顾忌地应用到现实中，这就是20世纪所谓的学问和科学的真面目。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依据凯恩斯理论而在广袤的土地上矗立起来的巨大建筑时，我们无法不联想到这种不计后果的计算方法，它是如此的缺乏严谨性。“箱子”一词准确地反映了这种不计后果的计算结果，在。有意思的是20世纪的政治家们也同样巧妙地利用了弱者的存在。那些与建筑特权勾结在一起的政治家们首先以弱者代理人的姿态登场，他们充分利用弱者逻辑，掌管建筑，并最终攫取特权。
对于必须依赖现代选举制度的政治家们来说，建筑行为的规模（大规模）充满魅力。因为在大规模的建筑行为之下，筹集选举经费所需的高额资金可能会相对容易；同时，那些从事建筑业的人们，或与这种大规模建筑行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反过来又会在选举中以投票的方式来支持政治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物特点之一的“大”也就由消极的负面因素转化成积极的正面因素。在那些利用弱者逻辑武装起来的政治家们的积极干预下，公共事业的规模一味增长。由于它与实际的经济状况以及乘积效应毫无关联，导致财政赤字无限制增大，最终发展到无以弥补的程度。这种恶性循环正是由弱者逻辑诱发出来的。
人们屡称这种情形是政治对经济的侵蚀，当然也有人说它是政治大众化的结果。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经济所占分量如此之重的20世纪的社会里，政治和经济之间也没有能够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当然，对于这种情形，我们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政治未免有失公允，应该说是经济逻辑的不完善给了政治可乘之机。遗憾的是，今日的文化对这种低级的“弱者逻辑”依然没有丝毫的免疫能力。
20世纪的文学不断发现并制造各种各样的“弱者”。正像20世纪的建筑由于与环境的割裂，使它作为一件作品而获得了独立性和纯粹性一样，20世纪的文学也是通过把“弱者”从现实中割裂开来而获得了作品的纯粹性。“弱者”在这里再次成为被割裂的产物。尽管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弱者，但要找到一个敢于正视“弱者”的论题、能够指出在特定环境下所谓的弱者有时其实也是强者、并且勇于把弱者从孤立中解救出来的文学研究者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20世纪的文学看似为了无批判地强化“为了弱者的公共事业”这一社会体系而受到了利用。政治、建筑和文学巧妙地建立起相互利用的关系。
粗制滥造的文学强化了浅薄的科学，并最终把这些粗制滥造的思想转化成现实。而把粗制滥造的思想以建筑的形式凸现在大地上的正是建筑师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确切地说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建筑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当然，关于建筑的理由是有人间的，比如会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建造，有没有建造的必要等等。此外，还有人会计算建造某一建筑物对政治和经济将产生的影响。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关于如何建造这个建筑物，建筑物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它的质量如何控制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无人问津，也没有人对此进行严肃的评论。
如果建筑物只是一个独立体，那么无人问及这些问题也许很正常。毕竟要用一个独立体周围早已存在的标准去评价一个与周围环境毫不相干的独立体，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人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分割的效果上，由此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状态。其结果是，20世纪的建筑质量是有史以来几乎从来不曾有过的低劣。与其他领域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相比，建筑领域的堕落让我们无以面对。当然就数量而言，建筑确实取得了不可否定的成就，甚至于我们把20世纪说成是“建筑的时代”，但是，在质量方面，建筑的现状实在让人目不忍睹。忽略建筑本身的价值，而一味重视建筑行为的价值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开始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了。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建筑碰上了前所未有的一股回流。全社会开始认识到建筑物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同时人们又把建筑看做是社会的敌人。用“反弹”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情形实在最合适不过。由于激励性措施而曾经被无限激起的建筑欲望现在正迅速回落。
出现这种情形的理由，或者说动因很多。其一是经验的积累。很多人不仅从事过建筑业的工作，而且在建成后的建筑物内居住过。他们不仅有建造建筑物的经验，而且还有居住在建筑物内、使用建筑物的经验。他们不把建筑物当作一个与周围环境相割裂的独立体，而是把建筑物看做是无限延伸的时空连续体的一部分。建造一个建筑物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短到我们可以称之为瞬间。与此相比，建筑物一旦建成后，它持续使用的时间可就长多了。这是建筑物的一个特性。那么为什么人们在完成建筑后，还要以维护和使用的名目而在它身上继续投入大量的资金昵？虽然生活是瞬息万变的，但是建筑物却不会改变，也不能补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源源不断地向建筑物投入金钱和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