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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儒家诠释学刍议
（一）引言
在东亚研究的诸多领域中，东亚儒学史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课题。学界前辈过去对东亚儒学比较研究已提出呼吁，早在1966年3月阿部吉雄（1905-）教授在东京大学文学院届龄退职前的演说中，就曾呼吁日本学者挣脱日本民族中心论，以比较之观点研究中、日、韩儒学之发展。1976年8月7日上午，余英时（1930-）教授在台北以《清代儒学与知识传统》为题发表演说，亦尝呼吁学者从比较思想史之立场，注意儒学在日、韩、越等邻邦之发展。在这个比较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里，现有论著多着眼于儒学与东亚现代化之关系，虽然有少数研究论著探讨东亚儒学内部之问题，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仍是江山有待。
东亚儒学史的比较研究进路甚多，一隅不足以举之。例如，我们可以扣紧儒学传统中的核心概念如“心”、“公”、“私”、“义”、“利”、“王”、“霸”等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针对东亚儒者如伊藤仁斋（维桢，1627-1705）与戴震（东原，1723-1777）加以比较。但是，更值得深入研究的则是公元10世纪以后，东亚儒者对经典的解释及其所显示的涵义。近一千年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儒者对儒家经典或概念之重新解释，系东亚儒学史之重要现象，举例言之，17世纪德川时代（1603-1868）日本儒者伊藤仁斋对《论语》与《孟子》等经典中的“道”等概念都提出新解；石田梅岩（1685-1744）解释儒学之“理”不仅具有伦理性质，也具有市场规律的内涵。凡此种种都一再显示：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乃是由于历代儒者不断地出新解于陈编之中。这种对儒学的诠释与再诠释，构成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值得我们努力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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