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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流亡与身份
章 从避难到流亡：1940-1941年法国的溃败与美国基金会
在背对地中海，企图逃出法国当局追捕的杂乱难民人群中，犹太裔大学教师作为公务员，是先受到反犹立法波及的一群人。他们屈辱地丢掉工作，预示着他们将被整个社会抛弃，而他们寄希望于前往美国，以逃避这一悲惨命运。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久前刚刚开始实施一项救援计划，向身处险境的这些教师提供一笔安家费，以保证他们在到达美洲后初一段时间的生活所需。学者群体在这里作为一个例证，它是从1940年6月起迅速开始实施的政治性、职业性甚至宗教性的跨大西洋援救措施的一个缩影。
很多人希望打破华盛顿和维希政府给避难者设置的“纸墙”，一部分美国民间社团投资建立救援组织以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哪个社会职业阶层，要想逃离法国必须得到四方面的许可或帮助：维希政府、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美国救援协会以及他们在马赛的联系人。与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ta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教育机构相互协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教师救援流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事实上，这个紧急启动的救援机器并不是从零起步的，在几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帮助多名犹太裔或反纳粹德国学者逃离德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留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与欧洲知识界早已建立起密切联系，因此这次新的救援行动已有前例可循。各家救援机构为避难者制定的“筛选”标准是非常挑剔的，在人道主义的掩蔽之下，我们是否能看出一种变相的并不罕见的人才收集政策呢？
一 走，还是不走？
维希政府的政策：歧视与混乱
战败后，法国于1940年6月22日签字投降。停战协定的条款之一，著名的第十九条规定，法国必须向占领当局“无条件引渡”从第三帝国出逃的流亡者。德国、捷克、奥地利的反纳粹主义者一直把法国看作人权的故乡，以为托庇于法国是安全的，然而他们现在却处于危险之中。这一条款把法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把这些外国避难者关在其中。他们不得不策划第二次流亡。大批不受占领军欢迎的人在混乱中匆忙赶向法国南区，而控制南区的新组建的贝当政府从7月22日起设置了一个委员会，对1927年以来加入法国籍的人士重新审查，撤销不受欢迎者的法国公民身份。虽然驱逐犹太人的法律尚未订立，但这一事件已经波及两次大战之间加入法国籍的众多东欧犹太人。7月17日制定的“本土化”法律规定，只有父亲是法国人的法国公民才能取得公职。8月13日共济会被取缔。9月27日，占领北区的德国当局制定了部反犹太法律，维希政府随即跟进，于10月3日制定了《犹太身份法》。
法国一直以庇护犹太社群为荣，犹太人在法国自1791年获得解放，坚持政教分离的法兰西共和国使他们得以成功地融入法国社会，因此他们对法兰西共和国有着强烈的依恋。然而在这样一个国家，犹太人再次成为贱民。他们被特别制定的标准划分成一个阶层，被禁止担任“国家机关的管理人员、军官及士官，以及从事对公众舆论有所影响的职业：教育业、报刊业、电台、电影业和戏剧业。终法律规定建立了一个配额比例系统以限制犹太人从事自由职业的人数”。只有极少的对维希政府作出“特殊贡献”的犹太人能够成为例外（1940年10月3日法律第八条）。1941年5月，大约一百一十九名大学教师被迫下岗——其中七十六名在占领区，四十三名在南区——一个月之后维希颁布了第二部《犹太身份法》，显著地扩大了犹太人的认定范围，又有一百二十五名学者因此失业。
面对表现出离开法国意愿的大学教师，维希的态度一直很奇怪：在官方和半官方场合，维希政府表现出以小代价摆脱近期来困扰它的“犹太问题”的愿望。不少记述显示出，维希的一些高层官僚曾经赞成和鼓励犹太裔法国公民前往海外。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直到1942年犹太裔的离境都是官方所鼓励的，《佩鲁东计划》就具体证实了这一点。佩鲁东是贝当时间的支持者，当时出任维希政府内政部长，他在1940年11月29日写给殖民部长的信中要求法属加勒比地区接收尽可能多的避难者。佩鲁东的这封信中“歧视性和人道主义的措辞轮番登场”，在信中他为犹太人的离境移民辩护。佩鲁东1940年11月29日的这番指示为避难者打开了通向北非，尤其是通向美洲的幸运之门，它使得马提尼克海路——从马赛到法兰西堡——在1940年冬季到1941年5月间，成为出逃效率的一条路线。
与此同时，维希政府似乎又为避难者取得出境签证设置了重重障碍。“维希很混乱。”“离境文件办理手续的缓慢与麻烦似乎不是源于有意阻挠，而是因为当时整个政府都乱作一团”实际上，这些造成许多流亡计划夭折的“官僚作风的阻碍”的确应归因于维希特有的混乱的行政管理，但也应归因于当时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在马捉尼克流亡路线的问题上，佩鲁东遭到了殖民部长夏尔-勒内·普拉东的公开反对，以及马提尼克、瓜德罗普两个殖民地管理当局的抗拒。
法国的排犹政策是欧洲多少带有空想色彩的移民一流放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把它定义为驱逐政策还是援救政策，贝当政府对流亡者离境的放行态度依然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具有部分傀儡政治的不可测性，总之，与维希政体本身一样暖昧不清。
“您知道我国的不幸命运”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马克·布洛克于1940年7月25日，给一位美国同事，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负责人W.G.勒兰德写了一封信。这是当时身为索邦大学中世纪历史教授的布洛克与美国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他友好机构之间艰难的通信往来——包括信件往来以及速度更快然而意思不可能完全表达清楚的有线电报——之中的封信。他们通信的目的是为布洛克及其家人前往美国作准备。从1940年夏季到1941年夏季，他们努力了一年多来疏通各种障碍：美国国务院的阻挠、家庭的困难、整个政局的不稳定，可能还包括《奇怪的战败》的作者（指布洛克）本人的思想动摇，他逐渐倾向于认为留在祖国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令人绝望的现实使布洛克终未能成行。作为爱国者、民主主义者和身处险境的犹太裔，布洛克在试图出走与放弃出走之间的摇摆不定显示出学者救援机制的脆弱，也显示出在出走的离别之苦与留下的悲剧性风险之间进行权衡是多么的困难。
您知道我国的不幸命运。我为她尽了的努力：我的年龄大了，子女又多，早已不用再服兵役，尽管如此，在战争期间我还是担任了军官的职务。作为军官我参加了法兰德斯战役。我只求把我仅有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我的祖国。我对她的未来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是目前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为我的子女考虑，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将处于危险之中，您应该了解，我是犹太裔。我对我的血统既不感到光荣，也不感到羞耻，我也从来没有隐瞒过。您十分了解法国这个国家，您应该知道法国人民的内心中是没有“种族”偏见的。然而在现在的局势下，在国外的压力下，谁又敢说我的孩子们不会受到公开或者暗中的迫害呢？
无论是出走的还是留下的犹太裔，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疑问。虽然布洛克为了保护他的子女而希望离开法国，但后还是为了他们而留下——他的两个大点的儿子当时分别年满十九岁和二十岁，从1941年4月起就不被允许离开法国，虽然布洛克自己已经办妥了所有必需的手续，但他拒绝抛下这两个孩子独自离开。由于得到行政法院的特批，布洛克得以保留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职位，他实践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亲爱祖国的深刻情感使我，也应该使我们具有坚定的信念”——投身于抵抗组织“蒙彼利埃战队”（Combat de Montpellier）。1944年，他被德军逮捕并枪杀。
在解决了几个难题之后，布洛克的美国友人对他的求援给予了积极的答复，而他也带着感动和一贯的谨慎，对这些友人表示感谢。从这时起，他的选择已经作出，而这一选择既是局势所迫，也是他自己的意愿。布洛克曾计划过出走美国，他的选择是完全正当的。他以他对时局的部分了解、他的政治文化以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预测能力来评估未来的机遇与绝境，因而作出了出走的决定。
1940年夏天的现状是所有人都在踌躇犹豫，即使是心志为坚定的人也因法国的突然溃败和随后的政坛剧变而感到迷惘。在这一环境下，流亡的意愿也表现为一种拒绝：当法国“与侵略者握手”时拒绝向敌人妥协。在1940-1941年抵抗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确切地说仅仅是不合作，这时流亡者便采取了这种“背弃”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