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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神权君主制问题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1ia）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也标志着欧洲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那个时代的战争既是宗教战争，又是王朝战争，对稳定的国际平衡‘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好战的德意志、尼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新教徒。在1648年之后，虽然宗教在法兰西和不列颠群岛仍旧是引起摩擦的主要根源，但在其他地方它已不再是主要的国际争端。在西欧，大多数的国际冲突都集中在抑制法兰西向周边领土扩张的努力上。法国在72年（1643—1714）的时间里都处于一位君主的统治之下，这位君主就是在4岁时就继承了王位的路易十四（louis XIV）。
路易是现代早期王权（royal absolutism）形式即神权君主制的代表，是王室傲慢、高雅和奢华的化身。对法国人来说，路易十四是大帝（le grand monarque）。一个伟大的世纪（legrand Sificle）在他的长期统治之后结束了，那个伟大的世纪开始于路易即位前20年的枢机主教黎塞留时期，以法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国际性胜利为标志，甚至还以法国的写作、建筑，服饰和饮食方式——法国上层阶级的整个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的成功为标志，法兰西自诩为伟大的国家（la grande nation）。
正当法国文化不断走向成功的时候，路易十四争夺政治霸权的目标却终受到了遏制。在路易后的两次战争中，英格兰是他的死敌。英格兰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了一个多世纪的配角后，在路易统治的末期成为一个一流强国。英格兰在国外的成就部分是其成功地解决了国内冲突的结果，其国内冲突一方面来自于斯图亚特家族王权的力量同英国国教高教会派（HighChurch Anglicanism）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来自于议会的力量同清教徒的力量之间的冲突。经过了数十年的暴力对抗与变革之后，一个有利于议会的妥协成为终的解决结果，一位英国国王被处死，而另外一位国王则被迫流亡。当法兰西一片安定的时候，英格兰却经受着革命和动荡的折磨。
英格兰和法兰西之所以获得稳定，是因为他们在广泛的领域里努力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欧洲大陆，只是在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宗教分歧、民间冲突、经济增长的衰退和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都是困难处境的普遍根源。作为对这种混乱趋势的反应，民族国家成长起来。尽管它们的制度模式各不相同，但是，法兰西、英格兰与其他国家一样，在17世纪末建立了比17世纪初更强有力的法律和秩序。依靠扩大的政府税收和更多的政府借款所得收入的供养，更大规模、更有纪律的军队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农村和城市的安定。国家提供抚恤金、特权、荣誉和政府职位给社会精英，以便阻止贵族的谋反，特别是在庞大的军队中更是如此。恰当地说，17世纪可以被认为是国王的时代，也可以被认为是贵族的时代。
在17世纪的欧洲，文化也在慢慢地转变。这些变化部分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上层阶级的需要和利益，上层阶级追求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趣味，以使他们区别于基本上属于文盲的社会大众，从而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王室法院，特别是法国的法院，详细阐述了有关贵族礼节的新法规，并为艺术表现提供了样板。国家还通过建立重要的科学院来资助新科学研究。许多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如培根、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都为欧洲的君主和国王工作。不管这种国家资助有多少不利影响，历史学家发现这段时期有着如此丰富的智力创造，于是将这个时期称为“天才的世纪”。
一、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兰西
1610年，有才能的、深受爱戴的亨利四世（Henry IV）在其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被一个疯子刺死，有人认为这个疯子当时正在为耶稣会工作，但这是一个无证据的指控。新国王是年仅9岁的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太后玛丽•德•梅第奇（Marie de Medici）成为摄政者，但她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政治才能。她的意大利亲信和法国贵族，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胡格诺教徒，都在进行狂热的争夺，极有可能葬送亨利四世取得的一切。在动乱期问，作为法国代议机构的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在1614年召开，而这次会议注定是直到1789年为止召开的后一次三级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由于第二等级的贵族代表与第三等级的中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陷于瘫痪期间，路易十三虽然刚刚十几岁，但已开始设法确立他的个人权威，削弱他母亲的影响。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身体虚弱，同时具有自虐行为和易于消沉的性格，路易需要专家的帮助。
1．路易十三与黎塞留（1610--1643）
路易十三幸运地得到了具有卓越才能的黎塞留公爵（ducde Richelieu，1585—1642）的辅助。黎塞留在担任遥远的奥顿（Autun）主教区的主教时，就是一位颇有能力的管理者。由于厌倦了外省的生活，黎塞留移居到了巴黎，并在混乱的摄政统治期间表现出了无所不能的政治操纵技巧。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国王与他母亲之间的和解人，并因此而获得了奖赏，首先是成为枢机主教，然后在1624年，被路易选为首席大臣。尽管国王始终非常关心国事，但黎塞留却是之后18年问法兰西的实际统治者。尽管黎塞留的残忍足以使其成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却坚信他的政策与他的基督教信念是相一致的。
为了巩固路易十三对法兰西的统治，黎塞留有四个目标：铲除作为一种有效政治势力的胡格诺教派；使贵族们记住他们是臣属国王的；使整个法兰西感受到民族的伟大；后，通过这些措施，使君主制真正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化。国家至上（raison d’fitat）先毁灭了胡格诺教派，胡格诺教派通过《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得到的政治特权使他们成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主要障碍。他们所控制的上百个设防城镇是一个国中之国，它们地处西南，是上百个潜在的叛乱中心。胡格诺教派感到恐慌于是发动了叛乱。拉罗切利（1a Roche11e）——胡格诺教派的主要据点——在1628年的陷落和黎塞留出人意料的仁慈方式帮助黎塞留制住了胡格诺教派，这种方式就是废除《南特敕令》中的政治和军事条款，而保留部分的宗教宽容。
因为法国没有名副其实的海军，对拉罗切利的围攻才遭拖延。在之后的十年间，黎塞留建造了一支大西洋舰队和一支由欧洲的奴隶充当船员的地中海舰队。其间，他在三十年战争中熟练地引领法兰西，只有当可能收获实在的利益时才动用法国的资源，并通过向《法国公报））（Gazettede France）夸大法国的胜利而确保了好名声。
之后，黎塞留强令毁掉一些贵族的堡垒并禁止私人决斗，以设法使贵族变得驯服，不过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而更有效的办法是，黎塞留利用被称作“监督官”的王室官员来控制贵族和忠诚度可疑的官员。监督官的职位不可以世袭，也不可以买卖。这些王室官员早就存在，但未曾起到多大作用，如今，他们在司法、治安和税收方面的权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
通过缔造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黎塞留使路易十四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所推行的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官僚政治，因为大多数国家官员的官职是从国家那里买来的，从而迫切要求所需的岁入和一定的忠诚度。此种“受贿”系统对国家的不利之处在于，大臣不能对他们的大多数职员施以高质量的控制，也不能在不偿还买官钱的情况下解雇无能的官员，这几乎是一个国家从来都负担不起的奢侈。而且，对于政府长期的国库空虚，特别是征税上的腐败和反复出现的财政赤字，黎塞留几乎未作任何补救。他对国家至上原则的执著使他对臣民冷酷无情，但国家的实力却依赖于臣民对自己责任的忠诚履行。他相信艰苦的劳作可以有效地使民众处于驯服状态，而闲暇则会导致灾祸，平民应该引以为荣的是君主的荣耀、法国文化的成就和对君主敌人的胜利。为了国家的荣誉，个人的苦难，特别对较低阶层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接受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应有成分。
2．马萨林
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分别在1642年和1643年去世，又一个幼主即位，而他的令人憎恨的母后，奥地利的安妮（实际上她来自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在那里的王朝被称为奥地利王朝），开始摄政统治，所有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曾经在亨利四世死后发生的危机会再次出现。这场新的危机被一位新的首席大臣化解了，这个人就是朱尔斯·马萨林（1602—1661）。马萨林是一个西西里人，曾由黎塞留亲自遴选和授教，并与安妮异常地亲近。马萨林也是一位枢机主教（尽管不像黎塞留一样曾经做过司铎），同时也是相信国家至上的典型代表。马萨林同样不关心法国的财政状况，他像黎塞留一样在职业生涯中积累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同两个派系的法国贵族都相作对：佩剑贵族和封建权贵的后裔；穿袍贵族（这里的长袍是指法官和其他官员的官袍）和已经买到政府官位的平民的后代。前者由于被一个外国人的摄政统治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而感到怨恨；后者由于已经对公债券进行了大量投资，对马萨林借钱来满足战争开支而后又忽视偿还亏欠国家持券官员利息的随意方式而尤感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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