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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苏岁月
那是1954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沿着院内大草坪，跑步锻炼身体的时候，一位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师把我叫住，说学校政治部主任陈江同志有事找我，让我马上去他那里一下。我当时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以为他找我去汇报有关工作或布置什么任务，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喜获留苏名额
“陈江同志，你有事找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很习惯地这样直呼其名。他身材矮小，精明干练，作风朴素，和蔼可亲，平时大家都叫他“同志”，而不称其职务，显得更为亲切。他让我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国家为了培养建设人才，要选拔一批青年人到苏联去学习。我们学校有几个报考名额，你比较符合条件，准备你去，不知你是否愿意？”我毫无思想准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喜从天降，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怎能放过呢！便立即叫道：“真的吗？我当然愿意！”
我们学校有三个留苏名额，都是中文系的同学，除我以外，还有邵大箴（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和谢瑾文。名单宣布后，我们就不再每天和大家一起上课了，其他活动也都不参加了，而是集中精力准备留苏考试。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我们于1954年7月间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考试。到这里参加考试的主要是江苏省和上海市的留苏考生。文科考试的科目有政治、历史、地理和作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的作文内容就是描写从苏州到上海报考时的心情和感受。不久，我们三人都得到了录取通知书。老师和同学都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感到无比幸运。我们三人都是普通工农家庭出身，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有今天这样的留学机会。苏联是当时大家向往的地方，能够到那里去学习，怎能不令人高兴呢？留苏预备部
1954年8月底，我们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了风景如画、中国典型的园林城市苏州，乘火车次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到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报到。预备部设在鲍家街（这里后来变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在这里上课，而住则在附近不远的石驸马大街。上学来往都要经过当年鲁迅执教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那里有刘和珍烈士纪念碑。后来预备部又迁到位于西郊魏公村的俄专院内，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当时校长是师哲，副校长是张锡畴。1955年7月俄专改为北京俄语学院，张锡畴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我们留苏预备生分成许多班，每班20人左右。我被分在第五班，邵大箴和谢瑾文分到了第八班。学习期限为一年，主要学习俄语。教我们五班的俄语老师叫刁传基，他不仅俄语水平高，教学经验也很丰富。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张，每天要记大量的单词，还要背课文，做许多作业练习。还有一位老师专门讲语法。我虽在高中学过一点俄语，但还是感到吃力，特别是我们南方人对清浊音分不清，卷舌音不会发，每天看着镜子对口型练发音，花了不少时间。其次是政治学习，继续接受思想觉悟和品德的考察。学校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人重新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据说，苏联方面对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和有海外关系的人要求非常严格。经过审查，确有一些同学因有上述问题而中途退学的，我们班就有三人。所以当时人们说，够入党条件，不一定够留苏条件，可见政治条件要求之严。
学校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还特别重视学员的身体健康。周总理说：“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因此，学员的伙食非常好，每月17元人民币标准，早点花样很多，午、晚餐都是四菜一汤，质量据说比国家机关高级干部的小灶还要好。进校一、两个月后，我们确实都长胖了。每月还发给我们一些零用钱。医院派好的专家到学校为每人进行了全面严格的体检，有问题的及时进行治疗。每天都要进行一定时间的体育锻炼。还要学习交际舞，据说苏联人都会跳，必须要学。
另外，学校还请一些部门领导和专家给我们作报告，介绍国内外形势和苏联人的风俗习惯，其中包括如何吃西餐，用刀叉。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出国前国家还为我们准备了可供五年用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如：丝绵呢大衣、中山装、西装、风雨衣、呢料夹大衣、毛衣裤、衬衣、睡衣、内衣裤、皮帽、夹帽、皮带、皮鞋、拖鞋、鞋油、毛巾、手帕、牙膏、牙刷，女生还有布拉吉（连衣裙）、头巾、粉盒、梳子等，足足装满了两个大帆布箱。此外，每人还发了一个上课时装书和文具用的小皮箱……应有尽有。就连父母亲也不可能为我们想得如此周到啊！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个帆布箱作为纪念。
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填写了留苏学习志愿表。每人可填三个志愿。我一直对文学有兴趣，所以志愿填的是俄罗斯文学。我读过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俄罗斯和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深受启发和教育。第二志愿填的是水利专业，因为苏北老家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想到苏联去学习有关知识和经验，回国后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作点贡献，因为水利对农业来说太重要了。第三志愿一直没有想好，就不填了。
但在高教部宣布专业分配时，却让我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外交，具体专业为中南美洲。我当时不知道外交为何物，一点常识都没有，但只有一个想法：服从组织分配，国家需要什么就学什么。那个时代，我们对组织上的决定，是从不讨价还价的。
后来我们逐渐了解和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这些国家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建设经验，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很快与苏联等国家签订了有关协议。周恩来总理据此主持制定了具体计划。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留苏预备部。中央还设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等同志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每年选派人数、专业比例，都要报总理审批。
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共向苏联派遣了近9000名留学生，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约1000名留学生。我们这一批有2000多人，是历届多的。时任党中央和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曾在接见留苏预备生时说：“为派你们留学，国家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要支出很大一笔钱，派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25户到30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党和人民为了培养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对我们寄予了这么大的期望，我们怎能不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呢？
在留苏预备部短短的一年，是紧张、团结、愉快、丰收、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刻苦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出国前在政治、思想、业务和身体方面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北京到莫斯科
195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夜幕已经降临，天上布满繁星，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微风轻吹，凉爽宜人。我们这天出发的留苏学生约1000多人，一律穿着深色中山装，乘着大公共汽车，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到了位于前门的老火车站。那时街上行人和车辆很少。事前领导交待，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要大声喧哗，以免惊动市民们。车站上人很多，却安静有序。和学校领导以及在京的同学亲属都到车站为我们送行。
我们在车站等了约半小时，就和送行的人握手告别，列队上了火车。此时，我的心情很是激动，也很复杂，既高兴又伤感。这是我次出国，又是到令人向往的十月革命故乡和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怎能不高兴呢？但毕竟是要远离可爱的家乡和祖国，临别时又不能同远在苏北老家的父母等亲人见上一面，又怎能不使人伤感呢？同时，对今后能否适应新的环境，能否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光荣的学习任务，心里也没有底。真是诚惶诚恐。就在我沉思遐想的时候，突然，汽笛长鸣，车轮缓慢地转动了。我们从车窗探出脑袋，伸出手臂不断地挥动着向送行的亲朋告别，不禁黯然神伤，帐然若失，不少人还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再见了，北京！再见了，亲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