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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有一个不可简约的要素，韦伯认为它是一个政治常识，但这无损于概念结构的相对价值中立。此外，这部著作还充满了冷嘲热讽和对悖论的喜爱；一个不动声色的措辞就可能包含着对皇帝、对身份意识强烈的教授以及对自命不凡的文人墨客发出的猛然一击。后，尽管这部著作表面上看来是静态的类型学，但却是一位社会学家的世界史，他在以他的方式再现各大文明的演进路径。
2.社会学理论、比较研究和历史说明
《经济与社会》为提出某些关于现代世界的由来与可能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建起了一个社会学的脚手架。韦伯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比过去更加明确、经验上更站得住脚的答案。倾心于此的人数很少，韦伯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既不接受那种广为流行、但即将被次世界大战粉碎的进步信仰，也不理会已经开始对许多年轻人产生了吸引力的新的哲学反理性主义。
韦伯给“经济与社会”的画像，在以研究社会为取向的学者当中如今已被广泛接受，就其一般的系统阐述而言，它已不再显得非同寻常，除非我们还记得它划定了与那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什么主义的后界限。韦伯拒绝了盛行于世的进化论和单一因果论，不管那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机械论的还是有机论的；他既反对社会科学家的简单化方法和历史学家的肤浅态度，也反对固执地追寻“更深刻”的背后原因和对历史上形成的先验概念根深蒂固的厌恶情绪。他认为，一个群体的经济结构是它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尽管这个因素是可变的，而社会则是群体冲突的舞台。但是，他并不相信阶级斗争法则、丛林法则或者种族法则，毋宁说，他看到的是人们在多数时候都是根据创制的法律并在既定组织内部进行斗争。由于对他的著作接受得并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