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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
  七月十八日《文学遗产》,刊载了一篇宋毓珂先生评余冠英先生编《汉魏乐府选注》文章,提出了许多注释得失问题。余先生原注书还未
读到,我无意见。惟从宋先生文章中,却可看出用“集释法”注书,或研究问题,评注引申有简繁,个人理解有深浅,都同样会碰到困难。因
为事事物物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文学、历史、或艺术,照过去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方法”问题。古代宏儒如郑玄,近代博学如章太炎先生假如生于现代而治学方法不改变,都会遭遇到同样困难;且有可能越会贯串注疏,越会引人走入僻径,和这个时时在变化的历史本来面目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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