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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关注动物权利理所当然地从犹太一基督教传统潜在因素中发展而来，那不过是回避问题的实质。因为，如果这种思想可能性一直存在，那么为什么只有在现代初期才得以实现呢？
答案似乎在于，这些纯粹思想发展必须受到外在社会变革的刺激。新态度的胜利与城市的发展和工业秩序的出现分不开，因为，动物相对于生产过程而言越来越被边缘化。这种工业秩序首先出现在英格兰；因此，对动物的关注在那儿表达得为广泛，不过这场运动远非英国所特有。
当然，在工业化开始的一个半世纪里，每一种使役动物仍然被广泛利用。毛纺厂、酿酒厂、煤矿与铁路调车园里使用马、驴、甚至还有狗。直到1920年代马才从街道上消失，到1940年代才从农场消失。但是，早在那之前，大多数人就在以非动物手段为动力的工厂里工作。十八世纪末引入蒸汽并且较大规模地使用水力，加速了向其他工业能源的转化；城市与动物的隔离要追溯到更早的时代，新感觉就从中产生。
因为，鼓动关注动物，不是首先出现在其工作直接与动物打交道的屠夫、矿工或者农夫中间。如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近所写：
谈论“防止残忍”首先在城里开始。
那里的人们认为死亡违背常理，
但是在运转良好的农庄，害虫必须抑制。紧迫感也不是来自常接触使役动物的人群。马夫、车夫以及其他仆役自己不拥有动物，通常只想着尽快干完特定活计了事。首先表达新情感的要么是殷实的城里人，他们远离农业生产，总是把动物看成宠物而不是干活的牲畜；要么是受过教育的乡村牧师，他们的情感与周围那些乡下人的情感不同。十七世纪，大家发现狩猎过分耗费时间与金钱，不是适合商业人士的娱乐；城市成为废除残忍娱乐的改革运动的牢固根据地。如果要寻找城市新感性的证据，只要看看S·佩皮斯的记录就可以。1665年，他在德特福德的国王头像酒吧(King's Head)遇到一群猎人，“他们讲述许多打猎的愚蠢故事，津津乐道，然而于我却索然无味，这就是人类快感的差异”。
这种情感不只是城市的。它们是职业中产阶级的情感，与贵族尚武传统格格不入。因为狩猎具有军事训练的恶名，是骑兵训练场。它教会男人和马忍受艰辛，穿越艰险地形，成为战术专家。T·埃利奥特写道，“它就是模拟战争。”对狩猎诗人W·萨默维尔而言，它是“战争的意象，没有战争的罪行”(而且，乔罗克斯补充道，“危险系数只有战争的5%至20%”)。伊丽莎白时代作家托马斯·科凯恩爵士(Thomas Cockaine)列举了几位在狩猎场学会军事技能的英国指挥官；只是偶尔才有像清教徒W·欣德这样的怀疑论者敢于指出“热衷于打猎这种训练的那些绅士并不总是好的士兵”。狩猎法规定把野兽给上流社会保留下来，它不只是为确保物质特权所设，而是因为狩猎是军事与贵族的象征；比如骑在高头大马上，这项运动本身就宣告社会优越性。
如同狩猎因为模拟战争而受重视一样，斗鸡与逗熊也被视为再现了个人格斗。公鸡是男性坚韧与性威力的象征(双重理解很重要)。它战斗到死，不顾失明与受伤惨重；它因为“不可征服的勇气”与“决心”受到赞美。因而这项运动本身被讴歌为“高贵、英勇的娱乐”。贵族们斗鸡的风尚与十七世纪后期文学中的英雄情趣并行一致；在学校里，该项运动是培养男生勇气的手段。1694年，巴登亲王刘易斯(Lewis)看到英国宫廷的斗鸡时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一只鸟会展现出这么大的勇气与气魄。绝非巧合，动物娱乐的反对者们常常敌视贵族式决斗(后来是拳击)。对所有希望制服贵族并抛弃封建余孽的人而言，军事价值是诅咒。无论是文雅的作家如阿狄森和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也好，还是反对哥特式野蛮的人士如蒲柏也罢，都是这种想法。前者认为乡下的消遣运动只适合土包子与傻瓜，后者对猎人的习俗感到惊骇，牡鹿“浑身颤抖、可怜无助地躺在那儿哭泣”，猎人竟然把刀呈给贵妇人让她割断牡鹿的喉咙。民主派汤姆·佩恩(Tom Paine)说，“阅读国王史的时候，人们禁不住要认为政府就是由猎牡鹿构成”；十九世纪，激进分子如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obden)谴责狩猎就是“封建娱乐”。
与之相对，狩猎与特权阶层古老的联系使得一些贵族抵触新感性，本来他们是可能持同情态度的。1794年，尊贵的J·宾格认为，无论是否残忍，田猎活动是贵族们重要的权利，从1066年威廉征服英国后流传至今；应该保存下来对抗sansculotte(下层阶级)鼓吹人权或动物权利。为了炫耀社会地位，许多汉诺威时代城镇保留猎狗群；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商人从事打猎，借此显示他们社会地位的上升。
实际上，反思动物问题不可能不转移到由社会阶级造成的矛盾认识上。许多穷人把贵族的狗、马、鹿视为贵族特权的象征，威胁他们的惯常权利，于是在一些社会抗议活动中出于挑衅无情地加害它们。所以，在一系列冗长的法律条令中，“恶意伤害动物”被定为重罪。反过来，许多保护动物的人对下层阶级抱有反感。然而，通常情况下，对动物福利的关心是更广大运动的一部分，还涉及向从前受歧视的人群，如罪犯、疯子或奴隶播撒人道情感。因此，它与较普通的变革要求相联系，诸如废除奴隶制、鞭打、公开处决，或者学校、监狱、以及济贫法的改革。1656年，呼吁立法反对残忍打猎活动的宣传家们也抨击严刑拷打致死的行为野蛮，谴责绞刑、五马分尸为“残忍行为，对苦难中可怜的同类造成太大的侮辱”。”十八世纪后期，许多维护动物权利者同时也活跃在其他领域。考珀尽管对政治漠不关心，却极力反对奴隶交易。H·普里迈特与巴鲍德夫人(Mrs·Barbauld，英国诗人和作家)反对黑人奴隶制与宗教偏狭。J·格兰杰在其《为野蛮造物辩护》(1772)的结语部分恳请更仁慈地对待老迈的农业劳动力。T·比维克反对皮特政府向法国革命发起战争，认为“无上邪恶”。乔治·尼科尔森(George Nicholson，英国印刷商)反对各种形式的战争。”1791年，苏格兰素食主义者J·奥斯瓦尔德欢呼法国革命，认为也给动物带来了希望。既然“欧洲的野蛮政府”“正让位给较好的体系”，那么“人与人之间和平与善意情感日益增长，仁慈之心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总有一天会把低等生命包容进来”。同时代其他激进分子热情地投身到人道对待动物的事业中。”难怪1802年，政治家威廉·温德姆(william windham)在议会讲话时，辩称逗熊是比雅各宾党人更有利的选择。就在十九世纪末，人道主义同盟提出规划，要改革监狱、刑罚、工资、济贫法以及妇女地位，作为“全面化仁慈学说的一部分，应用于一切有感觉的生灵”。1894年H·S·索尔特(Salt，英国学者和政评家)写道：
只有通过传播同样的民主精神，动物才能享受到人类长期以来徒然为之奋斗的“权力”。让人类摆脱残忍与不公正，也会终解放动物。两种革新紧密关联，不可分割，任何一方不可能独自彻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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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0-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