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相信，他的天职观念来自《圣经》的权威，但一般而言，《圣经》的权威实际上青睐的是经济传统主义。特别是《旧约》从未表达过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程式化道德的观念。在《旧约》的经典先知书里找不到天职概念，而在别处也仅在零散不全的篇章里可以看到这一概念。有一个非常类似于天职观念的宗教观念被严格限定在以下意义上进行表述：每个信徒都必须安守自己的“生计本分”，而让不信上帝的人去追逐物质利益。这就是《圣经》里所有那些直接论述职业的篇章的意思。《塔木德》在这一观念上打开了个缺口，但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缺口，而不是能从根本上摧毁这一观念的缺口。耶稣的立场，以古典的清明，清楚地体现在古代近东的典型祈求中：“请赐给我们今天的食物。”进而，在耶稣的教诲中拒斥现世如其所是的激进要素的出现，诸如在[所有制的罪恶]这一概念中所表明的，排除了现代“天职”观念与耶稣个人有任何直接联系。
在基督教的使徒时代，正如在《新约》里以及特别在圣保罗的著述里所表述的，在人们世俗职业里的天职的概念，要么被视为无关紧要，要么像在《旧约》里那样，基本上被视为经济传统主义的方式。初几代基督徒满怀着对世界末日的期望，这一期望应对这一无关紧要和这一传统主义负责：因为所有的变化都有待主的降临，所以虔诚者只有希望仍然待在原来上帝召唤他时所在的地位和职业里——并继续像过去一样劳动。以这种方式，信仰者就不会陷入赤贫，从而给其他信仰者同伴增加负担。并且，终，等待的时期只会持续短暂的时间。
路德在大约1518年到大约1530年这段时间的思想发展中，开始支持经济传统主义，并且日益坚定。他在这段时间里是通过他自己精神状态的棱镜来阅读《圣经》的。”在路德从事改革活动的初几年里，由于他基本上根据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来理解天职，路德关于现世活动的适当类型的思想被与圣保罗的那种漠视现世的末世论（表述在《新约·哥林多前书》720～24）有内在亲和力的观点支配。路德坚信，处于各种地位的人都可以得救；将重要性赋予人生的这一短暂朝圣之旅中的天职的类型，将是无意义的。因此，路德论证，追求超出自己需要的物质利益，必定是个人缺少上帝恩典的迹象。确实，因为追逐利益显然只有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才可能，所以这一追逐必然被视为毫不含糊的丑恶行为。”
随着路德自己日益涉足世俗事务，他对在一项天职中工作的意义的评价也日益增高。与此同时，他逐渐越来越将每个人特殊的天职视为上帝对这个人的一项具体旨意：某一特定位置所义不容辞的任务必须予以履行，因为神圣的天意已经将这个信徒置于这一位置。在农民起义[1524～1525]和同宗教狂（Schwarmgeister）发生冲突之后，巧路德逐渐将客观的历史秩序——上帝将个人置于其中——视为神圣意志的直接表现。他日益强调神意力量的作用，尤其是其对生活中彼此不相关事件的影响，这导致他越来越强调神圣意志作为“宿命”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证明与经济传统主义相切合的观念：个人从根本上应当待在上帝初给他安排的天职和地位之中。他在此生中的努力应当仍然限制在他既定的生活情境的边界之内。
因此，由于路德的经济传统主义从一开始就系于保罗对现世的淡漠，所以，他的经济传统主义后来发展成一种对于神意的日益强烈的信仰，将对上帝的无条件顺从”与对个人命运的无条件屈服等同起来。这种思想方法绝不可能使路德在天职中的工作与宗教原理之间建立起一种本质上新颖的联系，或者一般而言，为这样一种联系系统地阐述坚实的理论基础。”教义的纯正乃是路德的教会正确无误的标准，这种纯正本身就妨碍他在伦理领域发展出任何新的观点。对路德来说，这一教义在16世纪20年代的[农民]起义之后就越来越不可更改了。
因而，路德的天职概念依旧与经济传统主义相关联。作为一项神圣的教令，天职是必须服从的东西：个人必须把自己“托付”给它。路德著述中的这一论调压倒了另一种也出现在他思想中的观念：天职中的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一项任务，或者实际上是的一项任务。”正统的路德宗以后的发展甚至更强调托付给天职这一观念。
就伦理行动而言，路德宗并未涉及关于责任的禁欲观念。因此，任何超越日常生活的程式化伦理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一旦人们认识到路德宗的这一方面与其中心特征相联系，它对伦理行动的消极后果就变得显而易见。路德宗的中心特征是：告诫信徒要服从世俗的权威以及把自己托付给他被赋予的生活环境。这些对服从和托付的告诫在早期阶段构成了路德宗的伦理方面的贡献。“
正如下面当我们转而讨论中世纪的宗教伦理时将予以解释的，路德所阐述的天职观念大部分已经被德国神秘主义者探讨过。[约翰内斯]陶勒尔（Johannes
Tauler）[1300～1361]建立了宗教天职与现世天职具有同等价值，而修院形式的禁欲主义的工作与侍奉具有较低价值的原理。”这些立场都来源于他赋予灵魂心醉神迷一沉思冥想地接受圣灵的方式以决定意义的观念。因此，与神秘主义者相比，路德宗以某种方式实际意味着一步倒退。与神秘主义的观点（这经常令人想起部分虔信派教徒、部分贵格会教徒的信念心理）相比，（对路德，更多的是对他的教会来说）理性职业伦理的心理基础变得相对不稳固了。”仍有待证明的是，路德仍然怀疑神秘主义倾向于禁欲主义的自我约束（self-discipline）；他将这样的自我约束视为通过善工（good
worlks）而获救的一种形式。出于这一理由，路德教会里的神秘主义不得不越来越消退到背景之中。
因此，迄今可以确定的是，路德的天职观念对于我们在此寻求答案的问题[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只有不确定的影响。在此我们不想牵涉更多。”必须注意，这一结论决不意味着路德对宗教生活的革新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没有实际意义。事实恰恰相反。然而，我们现在只能看出，路德宗对这一精神展开的意义并不直接来自路德及其教会对现世职业天职的立场。其他新教宗派可能更清楚地建立了天职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现在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是，转向那些以一种比路德宗更直接的方式在实际生活和宗教信仰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教派。
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教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起的显著作用前面已经提到了。路德在[瑞士改革宗神学家乌利希]茨温利（ulrichZwingli）[1484-1531]”的身上发现了一种与他自己“相当不同的精神”，路德的精神传人也特别是在加尔文宗身上发现了这种精神。天主教出于报复心理，从早先直至今天一直都认为加尔文宗是它真正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