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
“希望号”进入凼仔湾——中国买办驶近该船——收到消息说“涅瓦号”尚未到中国——由此发生的不愉快——向中国官府禀报我们的到来及停泊澳门事宜——澳门葡萄牙人的窘迫——中国人对他们的粗暴——澳门总督的脆弱地位——可能即将失去对澳门的统治——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生活方式的迥异——“涅瓦号”运载大量皮货到来——中国人禁止“希望号”进入黄埔——我乘“涅瓦号”去广州请准“希望号”前往——“希望号”抵达黄埔——在广州进行贸易遇到的困难——在英国人的周旋下出售“涅瓦号”上的货物——准备离开广州——两广总督突然命令扣留“涅瓦号”和“希望号”——鉴于这种情况而递交的呈文——英国洋行负责人德拉蒙德先生极其热心地帮助俄国船只解除扣押——随后最终允许我们的船只驶离
上午8点我们看到从澳门出来的划桨船了。风刮得还是很猛，我们离岸至少还有5海里，尽管如此，该船还是朝我们划来。这是准备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中国买办。②对我们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涅瓦号”还没到——使我们很吃惊。按照我们出发时的约定，“涅瓦号”应该在10月左右从卡迪亚克运载毛皮到中国出售并购买两艘船的中国商品。由于我除了有很少一点东西外，没有中国人要的货物，因此这很让我不安，被迫决定在澳门等候“涅瓦号”，尽管这在后来引起了不少麻烦，因为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斤斤计较。和买办一起来的还有引水员，他们准备把“希望号”导引进凼仔湾。停在澳门外泊湾不仅有海盗的危险，而且就季节讲也不安全。这样，我在下午l点前派中尉列文什特恩去澳门向总督知照我们到来的消息和打算进凼仔湾的意图，命令升起中桅和桅桁并起锚。下午2点我们停泊在凼仔湾，和我们一起到达那里的是一艘l8炮的英国双桅横桁船。我们刚收好帆，那艘船上的一个军官和另一个从一艘12炮葡萄牙小船上来的军官就来找我们了。葡萄牙军官被带进我的舱室，他找我要日内瓦葡萄酒。我不知道怎么办：该懊恼还是该嘲笑他的无礼？但我还是吩咐立即给他一杯热葡萄酒，尽管很差，但葡萄牙人却很是夸了一番。我们对他的冷淡令他很快就离开了。相反，英国军官的来访让我们感到很愉快。他告诉我们，他服役的那艘船几个星期前被驻扎在这片水域的舰队长官派往黄埔要求两广总督赔偿8万英镑，因为英舰在马尼拉附近捕获了一艘西班牙船，该船在中国南部海岸的暴风中损坏后遭到当地居民的抢劫。众所周知，中国法律是禁止外国兵船进入虎门(Boca Tigris)的。这还是第一次被违反。英船没通过引水员自己找到了黄埔入口，舰长带着12名武装士兵出现在广州，索要那笔钱。这一粗鲁举动让总督很吃惊，可能也吓着他了。如果中国人不是极其懦弱的话他们自然会报复这一侮辱。他们在勇敢的英国人离开广州后确实予以了报复，不过是以独特的、他们素有的方式。我们听说，总督对公行处以巨额罚款作为对英国人的粗鲁行为的惩罚，尽管此时跟公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至少在广州，政府所采取的类似的措施并非鲜见，如此跋扈也许很快就会导致悲惨的后果。当时惊扰中国南部尤其是广州和澳门的海盗，其实就是这个国家南部省份的居民，他们不堪专横官吏的严酷压榨，诉诸这一手段来缓解自己可怜的境况。
......
译后记
清代中外关系与朝贸易体系的形成、运作和崩溃密切相关。 广州和恰范图，一南一北，分别成为19世纪中叶以前清代海上和陆路对外通商¨岸，广州的贸易对象是欧美和亚洲沿海国家，恰克图则为俄罗斯所独享，更兼俄罗斯地处极北，海上贸易并不发达，因此，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意识中，清代广州与俄罗斯似乎少有联系。
事实上，彼得大帝改革后的俄罗斯一直觊觎广州口岸而不得，直到1 9世纪初，俄国首次环球航行船只来到广州试行贸易。接下来的1 9世纪巾叶，普提雅廷率领俄赴日外交使团舰队停靠香港，顺访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普提雅廷在天津叩关不成，南下香港、澳门，停留数月，随后俄外交部派遣舰只增援，其中的“普拉斯通号”途中受损，被迫前往广州黄埔船坞检修一个多月。19世纪末的1891年4月5日-8日，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造访广州。
因为不同缘由来到广州的俄国人都留下了各自行程的记述和对 广州的直接观察记录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广州口岸史和清代中俄关系的新素材。译者自2005年开始就这一主题搜集资料，偶因其他事务中断，然则最终整理翻译成稿。所译内容以广州为主，但为了完整反映事件全貌，亦将相关内客一并译出。鉴于译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敬请前辈同行不吝赐教。
编译完成之际’译者首先要感谢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教授。译者关注这一选题得益于蔡先生的启发提示，编译过程中也多次得到先生的帮助和鼓励’出版过程中先生又拨冗审读了校样，这份师者的无私与温情，译者感佩于心。由于所需资料已经年代久远，不仅国
内无存，即使在俄国’也只有大型图书馆里才有收藏。尽管译者自已曾在莫斯科的各大图书馆查找、复印，但因为各种原闲，诸如图书馆搬迁、图书封存维护等，一些资料最后不得不依靠同学、朋友的鼎力相助，译者在这里诚挚感谢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于捷女十和吉林大
学东北亚研究院雷丽平女士、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冯玉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开科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萧净宇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段丽娟女士，正是他们提供了所需资料，本书才得以顺利完成。同事王蓓蓓、郭丽娜、郭兰芳以及同学於芳对资中的德语、法语和日语翻译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谢过。
还要特别感谢学姐——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柳若梅博士为为促成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
译者
2010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