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关村
我和姚睫认识，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个年我是一个人过的，但却感觉非常疲惫。我父母在海南买了一套酒店式公寓，为了不浪费那套房子，近几年都是在那边过的。据说这种“候鸟”的状态，在退休老干部里是非常时髦的。海南的房价涨起来之后，更有不少人很是羡慕他们，说他们“想得开”，有先见之明。但在我看来，父母几乎是被我气到天涯海角去的。对于我这个逆子，他们正在学着抱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不知道这样的家庭关系，在退休老干部里是不是也很时髦。
春节晚会进入高潮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内疚起来，便在沙发上靠着，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视上，几个东北小品演员正在向全国人民拜年。大哥，缘分呐；大兄弟，缘分呐；海上生明月，天涯赵本山，缘分呐。眼下这个时刻所说的任何废话都是真理，而且是全体中国人必须遵从的真理。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几乎想说：“你们把我生出来，也是缘分呐。”
而我母亲则公事公办地问我：“晚上和谁吃的饭？吃的什么？有没有吃饺子？”
我说：“吃饺子了，三鲜馅儿的。”
她陈述：“我们也吃了，是鲜虾馅儿的。我还给你爸爸买了一顶巴拿马草帽，这样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就不会把脸晒成蒸螃蟹了。”
我仿佛闻到了海洋的腥味儿。而更让我凄凉的是，我父亲仍然拒绝和我说话。他通过母亲指示我：“不要喝太多酒，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品；到了你这个年纪，即使开车出门，也必须要穿秋裤了；老寒腿是很可怕的，一旦得上，你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在海南度过啦。”我一一遵旨，谢阿玛挂心。
对于父母如此强烈的养生意识，我也表示欣慰。再说了点儿别的套话，母亲又告诉我：“前两天在清水湾看了一套更大的海景房，特别适合养老。我们就琢磨，索性把小的这套卖了，再添点儿钱……”正说着，窗外的鞭炮声便大作起来。快要12点了，新的农历年就要来临了。我打断母亲：“您听听，解放军马上就要攻上来了。”母亲像叮嘱孩子一样说：“你要是放炮，可留神别崩了手，点不响的炮就让它搁着，千万不要过去看……”
我鼻子一酸，挂了电话，用手指捏了两个速冻饺子，嚼得满眼是泪。发了几分钟的愣，我穿上呢子外套出门，仰头看着一个个奋力向上腾跃的火球。每个火球都如约炸响，在夜空里开出一朵花。和平日相比，北京已经接近于一座空城，现在只好由火焰来填满它。我在大街上遛了好久，只看到几个窜来窜去放炮的孩子，益发感到自己身处于无比宏大、空洞的世界里，而且还这么冷。
回到家里，我看到手机躺在桌上，亡命挣扎一般亮着。收信箱里装满了例行公事的拜年短信，一律是鸡年咏鸡、狗年咏狗的行文风格，和晚会相声一个思路——今年歌颂到“猪”这种动物了。除了短信，还有一个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号码是一长串的“2”。显示出这样的数字，可以判断它是从国外用IP卡打过来的；看着它，我想到了旅居海外的几个朋友，也想到了自己的前老婆。后，我开了一瓶人家送的“强尼走路”威士忌，在虚空中和那号码的主人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一个与我隔了一昼夜的时差、不知是谁的“故人”，陪我度过了新年。
此后的几天，家在北京的朋友纷纷从浩大的走亲戚运动中脱身，开始聚众酗酒、打牌，席间还总会冒出许多“同学的妹妹”或“妹妹的同学”。我可算有了事干，频繁赴局，常常开着车过去与人痛饮，喝高了就把车留在饭馆或谁家附近，自己打车回家，次日再打车过去，开上那辆四门乱响的“雪佛兰”奔赴下一个聚会。一定要开车，是为了找个不喝酒的借口，但这也给朋友们留下了笑柄：“装什么逼呀，每次都是你自己灌自己。”
如此几天之后，我终于忘了车究竟被扔在哪儿了，只记得自己在丢车那天的聚会上，曾经抱着一个人哇哇大吐，被人强行送回家时，犹在慷慨激昂地抒情：“让列宁同志先走！”
我只好给常聚的几个人一一打电话：“鄙人粪口喷人那天，具体地址是在哪儿啊？”一个在报社当记者的发小坏笑着说：“你是不是连喷了谁都忘了？”“肯定挑了个尖果儿吧？”那人往下流的方向引申：“那肯定，这是你的本能——过去就特喜欢在高峰期坐公共汽车，伺机往年轻女性身上刷糨糊。”“别拿你们报纸法制版上的案例往我身上套。”我笑骂，“当年在澡堂子里，一泡尿扫射了一排小姑娘的人不是你么？幼儿园阿姨都管你叫流氓犯。要不是年龄不够，严打运动中拨发配新疆的就有你。”
按照记者“马流氓”的指引，我赶到中关村的“俏江南”餐厅附近，在立交桥底下的停车场找到了车。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大部分还没有回京，也没人管我收停车费。看看蓝色铁牌上的收费标准，我在心里做了个乘法，然后窃喜着到单位点卯。
我混饭吃的那家“文化、传媒、时事网站”，其背景就像它的定位一样含混不清——本是一家以代售话剧票为盈利模式的网站，创始人是我上大学时的河南同学B哥，后来被某国有报业集团裹挟着一笔莫名其妙的境外游资收购了。B哥也有幸成为互联网烧钱运动所造就的拨富人，在东四五条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煞有介事地立了俩石狮子。那个时候，我正失业在家，亏得B哥仁义，声称我是创业时期的“元老”，收购条件之一就是给我保留一个职位。我到这儿“上班”之后，才发现话剧票务并不像B哥所吹嘘的那样赚钱，只好急吼吼地转型，想干赚钱的领域；但几个出资方一家一个主意，调和到后来，就成了眼下这种什么都干、却又等于什么都没干的局面——广告倒是没少打，只是回报甚微。而我干了一段时间，互联网行业的钱也烧得差不多了，员工中的志向远大者纷纷跳槽去搞物流、搞房地产，我这个“拖油瓶”反倒成了有操守的人。除了“迟到早退和即兴旷工的权利”以外，我没向单位提出过任何非分要求。
因为很久没这么早在办公室露过面，我进门之后倒把管事务的大姐吓了一跳。她问我：“刚过完年，抽什么风啊你？”“过年实在太无聊了，我现在特别想工作。”我坐到“卡座”上打开电脑，开始浏览“当日趣闻”。大姐慈祥地瞄了我两眼，然后通知我两件事：，中午到大堂去领正月十五的元宵；第二，单位正在招聘，她决定让我作为“主管业务的部门领导”去参与一下。元宵节发元宵，很好理解，这是国企的好传统。但让我去参加招新，就有点蹊跷了。这可能说明的问题有：一、单位从什么地方骗着钱了，要启动什么骗人的新项目；二、单位开始把我当个人物看了。后一条比前一条更加难以理解。
当我像一个真正的“媒体从业人员”一样端着咖啡杯、哈欠连天地走进小会议室的时候，长条桌子的另一侧已经端坐了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男两女，两个漂亮一个丑。很幸运，漂亮的两个都是女的，其中一个乍看上去很像一个桃儿。我点了个头坐下，一声不吭地听着“人力资源部”的同事问东问西。他们问了应聘者几个浮皮潦草的问题：你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是什么专业？当没当过学生干部？然后又让每个人进行了一小段英语会话。走完这些过场之后，人力资源部的人很没兴致地互看了一眼，然后合起文件夹准备离开。
“这就完了？”我咽下一口咖啡问他们。一个家伙若有省悟地哈哈一笑，宣布：“下面是业务方面的面试，由评论部的赵小提负责。赵小提先生是知名的媒体人，我们网站每周都有他的时事评论……”
我作惭愧状，看着他们离开后，扭过头来兴致勃勃地和应聘者闲扯。那个男生极力强调自己当过学生会副主席，还是团委副书记，“参与筹备过很多重大活动”，其中居然包括举世瞩目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幕式”。他一定亲手派发过很多盒饭，并和100多个大腕儿合过影。
“那您来我们这儿真是屈才了。”我把他晾在一边，去看那两个姑娘，“你们呢，都有什么特长？”
“我会跳弗拉明戈，国家舞蹈协会认定的三级。”一个尖下巴姑娘大言不惭地说，“并且我也是学生会的，当过文艺部长……”
“你说的弗拉明戈，是那种会把人的屁股变得很大的舞蹈吧？”
“并没有……”
“我的意思是，屁股大对当一个网站编辑或许是有好处的——我们需要长期保持坐姿。”
看出我的揶揄之意，那对男女都仇恨地看着我，但脸上仍然笑着。我沉默片刻，他们便讪讪地告辞离开，只剩下长得很像桃儿的那个女孩，孤零零地坐在我的对面。
“您好像对当过学生干部的人有成见。”看到我不说话，她轻轻说。
“那怎么会，都是栋梁之材。”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是……比较有心机的那种人？”
“绝没有。我也是钻营之徒，我还托关系买过公家用剩下的便宜车呢。”
“那就行，谁也别看不起谁。”桃儿姑娘笑了笑说，“我也放心了，我也当过学生干部。”
“不奇怪，咱们这个国家干部是有点过剩——甭谈这个话题了。”我百无聊赖地摆摆手，“说点儿有用的，今儿有一韩国演员自杀了，就这个事儿，你发表发表评论吧。看你适不适合干新闻这口儿——南方报业也有类似的考题。”
“是崔英爱吗？”
“名儿我忘了，好像演过李承皖部队的女军医。”
桃儿姑娘看着我眨了眨眼，我也同样对她眨了眨眼，等她说话。但过了几秒钟，她说：“我能用笔写么？”
“你太过认真了……”
“我有个障碍，想集中力气说出一个意思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
“那你写吧，”我感到很滑稽，“反正我们招的也不是新闻发言人。”
征得同意后，我点上一颗烟，看着桃儿姑娘从米老鼠书包里掏出牛皮本奋笔疾书。她的握笔方式很正确，字一定写得又快又秀气，写着写着，脸旁的一缕短发就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她一面继续写，一面把那缕头发撩上去，固定在耳朵后面，如此两次三番。
过了十来分钟，我正看着写字楼窗外的烟囱出神，她用笔敲敲桌子：“好了。”
“那收卷了。”我忍着笑走过去，拿起她的本子看。很有意思，她一口咬定崔英爱是因为做了过多的整容手术、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才自杀的。按照她的理论，硅胶埋在人的身体里，就像癌细胞一样令人疼痛难忍；而疼得不想活了的例子在古代也不是没有，初唐大诗人卢照邻就是因为不堪忍受风湿性关节炎，索性跳河了。我摸摸腿，庆幸自己听了父母的劝，今天穿上了秋裤。
“怎么样？”她问我。
“卢照邻那个事儿确凿么？”
“我选过中文系的课。”
“你本来是什么系的？”
“城市环境系。”
“现在还有这么个系……”我想了想自己的权限，然后告诉她：“你可以参加复试——假如有复试的话。”
两天后，我又在单位亲切会见了桃儿姑娘。这时我才知道她是我的母校毕业的，本来打算到南方找工作，但是临了又变了卦，于是错过了去年夏天的就业行情，只能等着我们这种半死不活的单位来“捡漏儿”。她也向我抱怨，北京的物价太高了，如果再找不着工作，就只能顿顿吃方便面了，因为她不好意思再管家里要钱了。总的来说，这次会谈的气氛可谓相洽甚欢，我讲了好几个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老师的笑话；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对我说“师兄再见”。但是她后来又去了一趟人力资源部，打听究竟要不要她，出来时脸色就是煞白的了。我向她点头，她也没理我，满脸稚气的倔强，噔噔噔地朝电梯走过去。
我愣了会儿，拐进人力部门，问他们招聘的事定了没有。
“你还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个主管诧异地看着我。
“怎么回事？”
“已经被咱们的国企股东内定了，是他们一个负责人的什么亲戚。”
“可我已经让人家复试了……”
“谁让你跟人家充大个儿的。”那厮鄙夷地笑道。
自然而然，我有了一种让人当蠢货玩儿了的感觉。再想想桃儿姑娘，她的这种感觉一定更加强烈。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自己十分愧对于她。按说这些年，信口开河的事儿我也没少干，空手套白狼的歹心更是起过不止一次，在不同嘴脸的人面前捶胸顿足、指天发誓之际，我从来没有感到对不起他们；而这一次，却让我有了无地自容之感。这不失为一件奇妙的事情。也许是面对那位桃儿姑娘的时候，我有了这样一种幻觉：自己并非一个30多岁的“老泡儿”，而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愣头青。
我端着咖啡杯，在座位上响亮地咂巴了几声，感到自己无法在这儿坐下去了，便拎上包摔门而出。中关村大街上阳光灿烂，“第三极”大厦的玻璃外墙更是将阳光整齐地切割成片，以标准化的形态投射到人们头顶，照得人眼晕。春天的确快要来了，路上的风也并不凛冽，敞开衣服快步行走时还很舒畅。整条街的人看起来都心情不错，除了一个人。
我拐了个弯，朝着母校所在的方向前进，果不其然，没一会儿就看见了桃儿姑娘。她正在一个报亭前驻足，翻看着一本《书城》杂志。我插着兜，在她斜后方站了几秒钟，而后还是决定躲到公共汽车站的广告牌后面。这时，摊主大声问她买不买杂志，她说这期不是她想找的，上个月的还有没有？摊主弯腰，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本，“啪啪”拍打着尘土，大度地说：“两块钱给你了。”
她把杂志揣到米老鼠书包里，扭身继续走向学校的方向。有一些这个年岁的姑娘，走路时脚步总是故意拖沓，运动鞋的鞋跟仿佛都不怎么离地，这么走道不免很费鞋；但因为她们有着年轻的脚踝、膝盖和腰肢，整个姿态仍然显得很轻盈。桃儿姑娘走路的样子，就属于这种既懒惰、又轻巧的类型，让人想起一颠一颠的小鸟。她还有一双格外大、格外厚的毛线手套，图案是黑白相间的斑马条，由一根绳子相连挂在脖子上。因为手没揣进去，这两只手套就在她的胯部两侧跳起舞来，好像无所事事地对路上的自行车招手。她那件亮黄羽绒外套明显大了一号，像个厚壳子把人罩在里面。一定要穿大一号的衣服，也是如今很多年轻女孩的审美趣味。而从这个背影看上去，她并没有显现出难过的迹象。也许她是个没心没肺的人。
我刚刚有点欣慰，随后就意识到自己猜错了。走到“中关村图书大厦”对面的那个麦当劳门口，她拐了进去，到柜台上买了一只巨无霸汉堡和一杯热饮，然后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吃起来。她的每一口都咬得很大，执意要把嘴巴全塞满，脸鼓起来的形态就更像一只桃儿了，而且还是一只水果摊上无人问津的桃儿——两眼木木地看着窗外。吃着吃着，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动作既短促、又用力。然后再吃，然后再抹眼睛。她是不是哭了呢？我站在麦当劳门口，无法从侧面透过玻璃看得太仔细。但是她那奋力大嚼汉堡的样子让人心疼。
当她把包装纸揉成一团、站起身来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点下作：简直是一个尾随少女的无聊老男人。这个念头让我哑然失笑，慌不迭地转身走开。走到“海淀图书城”的入口处，我回头望了一眼，看见桃儿姑娘的背影消失在大拨儿轰过马路的人流中，如同一只梅花鹿藏身在骆驼群里。
此后的几天，我再没心情上班，一直窝在家里看电影，顺便给马流氓的报纸写了几篇口水文章，他们让骂谁我就骂谁、让捧谁我就捧谁，连“张艺谋翻开了人类视觉艺术的新篇章”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闲在家里做寓公的B哥跟他的第三任“蜜”闹起了矛盾，大半夜的跑过来滋扰我，我们便挨个儿给人打电话，召集人打牌。被有家有业的朋友们臭骂一轮之后，B哥笑眯眯地往桌上铺麻将布：“玩儿四川麻将好了，两个人也可以打。”
他又问我：“按电子游戏的规矩来吗？谁输了谁脱衣服？”
我说：“玩儿肉体太刺激，我受不了，还是玩儿钱吧。”
我们面对面地打了17个小时，脸都打肿了，结果被这个资本家剥削了1000多块。我掏钱的时候，他执意不收，我差点急了：
“福贵少爷他爸是怎么教育儿子的？赌债也是债。”
然后我们占据了沙发的一头一尾，四仰八叉地睡了20个钟头。十多年前，我和B哥在北大南门的小饭馆里酗了20瓶啤酒之后，也是这么一个睡觉的格局。当时我的前老婆正在和我闹别扭，他则被一个校女子篮球队的得分后卫粗暴地夺走了初夜，大家心情都很沮丧。饭馆老板也不敢叫醒我们，来来往往的顾客只好一边吃着肉丝肉片，一边听我们俩在梦里骂街。
而如今，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B哥的心态就没有那么穷凶极恶了。他霸占了我的卫生间，仔细地刷牙洗脸，往背头上抹了半瓶摩丝，然后坐在马桶上耐心地打起电话来。拎着裤子出来时，他向我宣布：，他刚刚收到一条“内线”，在股市里斩获了100多万；第二，他决定拿出一部分利润，开办毕业十几年后盛大的一次同学聚会。“同学见同学，就是搞破鞋。”我打起精神来附和他。
因为时间定在周末，地址又是城北一家以奢侈著称的度假村，在北京的大部分同学欣然前往，就连过去跟B哥有仇的几个人都来了。“狠狠地吃丫的、喝丫的、叫小姐日丫的”，我这么劝那些家伙。应该说，那次聚会的一切环节都很完美，鲍鱼烧烤吃得我鼻血都快流出来了，不完美的反而是我们这些同学。让人诧异的是，原来很有意思的一帮混蛋，现在怎么变得这样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不光是别人，就连我也如此，常常干坐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好举杯：“都在酒里。”而我分明看到，酒里融化着这些词语：无聊、衰老、认命。这就是生活酿给我们的毒酒，而我们必须一饮而尽——或者说同归于尽。
更让人失望的，莫过于出席的女宾。有人说女同学是世界上老得快的人，这的确是真理。就连过去几个全校著名的“破鞋”，如今也无可避免地凋零了。破鞋旧到一定地步，反倒生出了古董般的傲慢，她们自己凑成了小圈子，喋喋不休地聊老公、聊孩子，和男同学的交往仅限于与一个重点小学的“校长助理”讨论择校费打折的问题。
到了集体泡温泉的时候，又变成我和B哥这对难兄难弟缩在小池子里躲开众人。“我是不忍心看她们，都能想象出耷拉成什么样儿了。”B哥恶毒地骂着曾经觊觎过的几个女生。
“我们都得承认自然规律。我怀疑，牛顿发现地心引力并不是因为苹果树，而是见了一个分别多年的老相好。”
“老了，都老了。”B哥居然露出了老年痴呆的神态，连嘴都歪了。
“我不同情你，我还没老。”我突然于心不甘，披上衣服从他身边蹦出去，脚一滑，差点摔到地上。
经过仍在扎堆聊天的女同学时，我听到她们正在说我前老婆的事儿。一个娘们儿信誓旦旦地说她“现在保养得特别好，还那么瘦”，而且“快和一个德国裔美国籍的投资公司副总裁结婚了——是个老头儿”。据说我前老婆又换了一个法文名字，叫“索菲”。看到我走过来，她们也没停嘴。我怀疑她们简直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当天晚上，我没和别人打招呼，就独自开车回了市区。驶过四环路旁边的一家商场时，看见几百个青年男女正排着大队，等着兑换网上买的便宜电影票，许多男孩把女朋友裹在大衣里，坚韧地仰望着街上的霓虹。这场面是多么让人心碎啊。
我掉了个头，把车开到单位楼下，像做贼一样钻了上去。在漆黑一片的办公室里摸索了十来分钟，我终于撬开了人力资源部一个同事的抽屉，在两盒“六味地黄丸”底下找到了前两天收到的应聘者简历。借着手机的微光，我费力地从两寸照片上分辨出了那张“桃儿脸”，然后照着她留下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你还好吗？在干嘛呢？信息发出去后，我才想起看那姑娘的名字。原来她叫姚睫，是睫毛的睫，不是清洁的洁。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她一定经常对别人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