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射象者布莱尔
当公民缺乏独立的政治渠道和司法渠道去影响或者改变政府决策与行为的时候，单方面地强调地方官员的“责任”与“问责”，只会激化问题本身，这是因为地方官员为了规避责任，要么采取高压手段绝不示弱，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收买民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只会激励民众在下一次采取更加而不是理性的行动。于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下，一个患上“暴露焦虑症”的国家越是注重它的“回应”职能，就越有可能成为布莱尔所说的那个“空虚的、装模作样的木头人”。表面上的高效率，换来的却是资源的高度透支和信用的高度透支。
金斯堡得不到，阿曼达甩不掉
“民族已到存亡之际”，这几乎是一个让热血青年坚决赴死的不二理由，顾晓梦们可以笃定且幸福地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并在那个更高的存在者之中变得坚强，变得宽广。也正因为此，我总忍不住怀疑，让网友们泪奔不止的真正原因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或借口，那个曾经能够让我们“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的“信仰”不见了，每个人都提溜着无处安放的自我在人群中游荡……
让我们担忧我们的童真吧
对于成人世界之脏乱差的生理性反应，每一个少年人都曾经体验过，只可惜此类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通常不会长久，迟早总要消耗殆尽。宝玉躲得了对联，却躲不开无所不在的世道与人心，到头来只能削发归隐，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王夫之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人道主义是张一撕就破的薄纱
我相信姜文永远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陆川拍不出《鬼子来了》。姜文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他的“一点正经没有”是骨子里的。而陆川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这种内在的气质让他没法不喜欢“天地有浩然正气”之类的价值观，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不严肃的知识分子讨厌陆川以及《南京！南京！》的缘故，因为一旦知识分子严肃起来，就是一个既“无趣”又“简单”的有德之人。
烈士与傻子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于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想想影视剧里妻子常出现的唠叨：不要那么傻，那些事情与你何干？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过咱们的日子？！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再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平等，所以民主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人们越平等，他们对平等的渴求就越难满足”。于是，就有了如下这个看似悖谬的现象：“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不愤恨，他们安天知命，可以通过精神性的诉求来安慰人生的不公。相比之下，仇富者的愤恨情绪尽管有正当的成分，但因为纠结了太多的怨气和嫉妒，所以终将吞噬每一个体的灵魂。在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正确地转移、释放和化解社会愤恨情绪，将它疏导成社会正义的普遍心理诉求，进而促成并造就一个正义的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
古格斯的戒指与费尔德曼的甜饼
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断裂：在礼俗社会里，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了顽强的纽带，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相反，在法理社会里，人们只是机械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样结合也总是分离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所以可能的外部环境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除了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
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吧
现在的形势并没有迫使我们只可能在良民与暴民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个社会还有许多的空间可以去拓展。作为公民，我们可以用法律做挡箭牌，如果法律是恶法，还可以“公民不服从”。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与此相对，那种用尽一切气力、寻找一切机会去放声大笑的生活恰恰是活在当下的反应，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表现。约翰?密尔说：“假如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任何在那一刻比我们强大的东西剥夺走一切，那么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