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布洛贝尔
1942年，我还在下西里西亚的一所乡村小学就读一年级。即使没有生活在二战时期，我的父母也不会质疑是否为我选择了一所正确的学校，老师们是否能够发现和提携我的才华，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激发我对事物的好奇心。因为这些话题在当时根本不被重视。当然，我也有最喜欢的老师和不怎么喜欢的老师之分，我会经常同兄弟姐妹们谈论。但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去改变这种现状，更别提有那个能力去改变了。在当时，学校和老师都是徒有虚设，老师认为学生们的才华是天生就有的。当然，那时还没有“天才”这个概念，个别同学的努力与勤奋被看作是极少数特例。学生成绩的好坏只归咎于学生本人。如果学生有不能理解的地方，只能也必须得通过坐功来弥补。
总之，教育和学校在我的学生时代里并不是公众和政治讨论的话题。当然，偶尔有些家长要求在他们的住处附近新建一所高中，以便缩短孩子们的上学路途。有时参选的政客会允诺修建这样一所高中，或者修建诸如学校体育馆之类的设施。反正课堂质量绝对不是被讨论的话题，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当时，对职业生涯而言，重要的并不是你就读于哪所小学或高中，而是你是否能从中顺利毕业。形式要求总走在内容要求之前。
直到19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才有一场关于教育政策的激烈辩论。神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皮希特（GeorgPicht）的《德国的教育灾难》俨然成了这次辩论的导火索。皮希特该书的中心论题是，如果德国不提高接受大学教育者的比重，将无法迎接未来的挑战。皮希特成功地确定了政治议程。国家对学校特别是高校的投入预算大大增加。
作为一名在美国担任大学教师的大学毕业生，我从正反两面认识了美国的教育体制。美国的教育体制同欧洲相比有许多区别：学校的资金来源更多来自私人，相关事务的开展也更多地由私人掌控，对最优表现的要求更高，比起教育更加注重培训。我个人认为，其专业和教育方面的培训不如欧洲。当然，美国这点弱势通过有素质的老师即可弥补，这主要跟美国式心态有关。与欧洲的老师相比，他们更信任孩子们，并且努力培养孩子们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父母全能》是一本美式的书。它告诉我们，数百年来认为天才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一成见殊不可取，事实上，许多孩子拥有的天赋，是他们的父母、老师甚至自己都不相信拥有的。从两个方面来说，这项证明十分重要：只有当所有的人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诸如本世纪出现的经济增长、抗击贫穷、气候目标等全球化挑战才能被克服。这决不是为了在经济上急功近利而利用天才。挖掘他们的天赋是一项极具“人道主义”的权力，甚至可以说是一项人权。本书对这块领域也进行了精彩的论述。
安德烈亚斯·萨尔塞多是一位实验家。他研究的是企业管理学，早在年轻时就成为了议员，并参与立法12年了。他早就认识到，对下一代人的教育是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他为有特殊天赋的孩子专门成立了一所学校。在瓦德泽尔会议上与本时代最聪明的人才交锋，使他独具风格。
这本书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从受教育者的立场阐述了（大部分）教育者的传统观念。如果一名老师不称职，那么他将给我们造成极大的损失，因为他不仅不能发现学生潜在的才华，甚至更严重，还有可能无意识地打压这份天赋。
如果我们想一想，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从学校毕业的人将多于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走出学校的人数，那么，现在正是从安德烈亚斯·萨尔塞多的论题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合适时刻。
纽约，2008年3月
第一章 为什么说学校是天才学生的粉碎机？
孩子分为两种：聪明的和愚笨的。聪明的是指那些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好的孩子，而愚笨的则是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这个想法深深地植入了家长、老师的脑海，并深入到所有的教育体系。甚至许多孩子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如果这个想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它就会像“天圆地方”这个曾一度被当作真理的错误论断一样，被当作真理。
很少有孩子一出生就是天才，所有的孩子都有各自的才华。当我们观察一个新生儿，根本无从判断他／她是聪明还是愚笨，我们看到的只是生命的奇迹。因此，让每个孩子最大可能地发展他们的才华，这项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人类社会的肩上。正是工业化大量生产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为了保证一切正常运作，我们只能依据标准，将孩子们分为优等和劣等。
吉莉安·林恩（GillianLynne）在学校就属于无可救药型。她的父母也认为她有学习障碍，因为她既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又不能集中精力与学习。她母亲曾带她去找专家治疗学习障碍问题，告诉专家吉莉安在学校里诸如不做家庭作业之类的所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吉莉安在一旁端端正正地坐了30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心理医师耐心地听母亲述说完，然后对吉莉安说：我得和你妈妈单独谈谈，所以我们到外面去一会儿。他们离开房间前，心理医师调大了收音机的音量。就在听到音乐的那一刻，吉莉安一跃而起，翩翩起舞。过了一会儿医师指着吉莉安对她母亲说：“林恩夫人，您的女儿没有病。她只是一个小舞蹈家。”
这位母亲听取了专家的建议，把女儿送到了一所专业的舞蹈学校学习。后来，吉莉安·林恩说道：“太奇妙了，对于我们这种没法安静坐着的躁动人群，只能动起来才能思考。”吉莉安·林恩曾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在电影中与著名演员艾罗尔·弗林（ErrolFlynn）演过对手戏。她组建了一支舞蹈队，结识了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Webber），并和他及其他编舞一起创造了“猫”和“剧院魅影”。如今享誉全球的她，已经为自己积累了财富。
吉莉安·林恩生于1930年代的英国，而不是21世纪初的德国或美国。如果是在当代，有人可能会认为她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要用哌甲酯进行治疗，以达到抑制过动症的目的。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如今没有人知道，在美国究竟有多少小孩被迫使用哌甲酯，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听话。据估计，有差不多800万儿童被如此区别对待！越来越多的孩子甚至在学前年龄段就已经开始服用哌甲酯。因此，这种药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最严重的毒品。此类药品在德国也属于非处方药，越来越多的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草率诊断孩子们为多动症，并且让他们服用哌甲酯。奥地利一直没有公布有关方面的官方数据。新研究表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大多发生在比较活泼的孩子身上：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正在同这个美好的新世界亲切地打招呼。
英国创造力专家肯·鲁宾逊（KenRobinson）在2006年参加加利福利亚州蒙特利的TED大会时，向众人讲述了吉莉安·林恩的传奇故事。TED指的是技术、娱乐、设计，是全球最重要的创新会议之一。尽管在鲁宾逊发言之前，就有阿尔·戈尔（AlGore）以及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Page）等名人发表了演说，但是他的17分钟演示——“我们的学校扼杀了创造力吗？”却是讨论最激烈的一个。
肯·鲁宾逊直击要处，非常形象地指出了我们所熟知的事实：全球所有的学校体制都有着相同的科目等级制度。位居顶层的永远是数学和语言，接着是自然科学，如果有的话，最后才是艺术类的科目。此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由于预算问题，音乐和绘画类总是第一个被删除的科目。如果减少数学课时，将有可能引发全校家长的暴动，即便他们在学校里也是最怕这门科目，但是如果减少音乐课时，可能只会引发一小群人的抗议。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跳舞和数学摆在同等位置。为什么会这样呢？数学诚然重要，舞蹈一样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身体构造。当孩子们长大了，家长对他们的教育便从臀部向上移，慢慢地，最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头部的教育上。如果仔细想想我们国家教育体制的最终理想成效是什么，肯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理想的就是，所有学校培养出的学生都能拥有大学教授般的才能。许多大学教授一生都在靠他们的头脑过活。肯·鲁宾逊说道：他们把自己的头脑完全孤立起来，他们的身体只是一种用来承载大脑的工具，使大脑得以从这里运动到那里。而他自己虽然身为一名大学教授，却会大量使用自己的身体。
许多具有创造力的小孩，虽然在智商方面不被肯定，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却极具才能，可惜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他们早早地被烙下了失败的烙印，并且永远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的天赋也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永远流失了。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是这样？
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工业时代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就好像鱼之于水。我们把孩子们的书包里塞满10～20千克的重物，因为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将无法通过考试。老师只孤立地看成绩，完全不考虑他们给孩子们的负担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家长们也在家里对孩子们施加压力，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在给孩子们压力，或者更严重地，他们把这一切看作是为艰难的生活做的良好准备。
彼得·圣吉（PeterSenge）是位于波士顿的著名麻省理工学院“组织学习中心”的一名资深教授，对于为何我们的学校如今同工业革命时期的厂房一样，他在研究中的论述令人信服。圣吉破译了学校体制的DNA，并公布了学校的基本问题：
弗里德里希大帝时期就已经懂得尽可能地发挥士兵的作用，让他们就像大型机器中各个完美运转的零件。这个目的一直影响着普鲁士军校，直到今天，这个思想还没有完全从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消失殆尽。玛利亚·特里萨（MariaTheresia）在建立奥地利教育体制时，把她最大的敌人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II）的这种教育模式视为典范，因为在与普鲁士几次交锋失败后她明显地认识到，受过更好教育的士兵能够更有效地战斗。
随着19世纪末兴起的批量生产成为趋势，把制造厂建立成一个巨大的机器的想法也应运而生。这一时代最重要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Taylor）认为，批量生产机器与批量培养人的工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机构就是一架大型的机器，其中不同的零件可以尽可能迅速地相互协调完美运作。亨利·福特（HenryFord）发明的可用于生产同一产品的流水线即是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也是人类快速成为工人的开端。这一时期恰恰形成了如今我们熟悉的国家教育体制雏形。因此，这一体制的创始人将批量生产作为模板，也就一点都不稀奇了。是的，学校也许是人们创造的最像流水线的机构了。
整个体制严格建立在一层一层的级别上，人们把这层层级别称为班级，孩子们会严格按照年龄划分到各个班级。每个学生在指定的时间内一级一级地向上爬。每个班会委派一名叫老师的监管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会有20至40名学生参加考试。整个学校严格按照时间表来运作，比如铃声、精确的课间休息时间以及严格的学习时间。每个老师都清楚地知道流程，所以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握流水线的速度，让它按照预设的速度运转。
机器时代模式下产生的学校与人类日常生活完全分离了，它受专制行为影响，只带有一个目的：最初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大型机器”中可以随意置换的士兵，日后要标准化，这样才能快速生产出可用的劳动力。当然，学校这一模式极具效率地教会了人们诸如读、写、算之类的重要本事，这较之农业时代麻木的文盲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学校的这种工业化模式，同样孕育了所有如今我们在对抗的问题。它对孩子们进行了愚蠢和聪明的分类，并错误地判断每个人的个性。如果不按照预设的时间学习，要么就被淘汰，要么就只能按照不自然的速度学习。现在人们认为，这类孩子患有“学习障碍”。
我们总在政客们的星期日演说中听到：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我们需要更多新的想法，这样我们的未来才会有竞争力。但是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都标准化了。一切有可能非同寻常的特殊化的东西，都已经被隔离、被制止、被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