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在一号线
每周大约1.5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溜秋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有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80年代中期呢。
只需买一张两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绝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拂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
好看。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的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名之的事物。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也不稀奇，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必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
有一回记者采访“花花太岁”丹尼斯?罗德曼，大意说，你瞅瞅你长得跟被卡车碾过几百遍似的，凭什么那个抢到多篮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拼命想抢到那个该死的球！”看到这话我就想，嘿，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诀呀。由此我想起，小时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满座，我姥爷隔着人群，远远地呼喊我：“大鹏哎——”我回应：“哎——”他问：“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哪？”要是我读过了罗德曼的格言，就会回答他，长得难看怎么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抢到点儿什么，那么即便当不上花花太岁也能当上个中产阶级！可是我那会儿哪懂得这个呀，于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说：“兴许长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除掉一些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红楼梦》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蒙拐骗偷怎么行呢？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待在家里照照镜子。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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