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国
第一节 摇摆的月份牌
阴历的腊月除夕，是北京城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天一擦黑，穿着新衣的孩子们等不及，都拿着香火到家门外放起了鞭炮。妇女们则在厨房中忙碌年夜饭，或者准备明日供神的煮饽饽。只听得家家一片刀砧之声，邻里之间，远近可闻。而街面上的商号和店铺，这一日则最为紧张。按照规矩，买卖无论大小，都必须在大年三十结清帐目，开出清单。有顾客拖欠赊账的，也要在五更之前讨回来，不然新年一到，就不便上门去要钱了。“爆竹千声岁又终，持灯讨账各西东”，《都门杂咏》中的这句诗，说的就是北京大年夜的古老习俗。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对此更有精细的描绘：“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响成一片。……在这一片声响之上，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以压倒一切的声势，讨债的人敲着门环，啪啪啪啪，象一下子就连门带门环一齐敲碎，惊心动魄，人人肉跳心惊，连最顽强的大狗也颤抖不已，不敢轻易出声”。
好在铺户也是要过年的，到了后半夜，他们开始祭神，躲债的人家就可以坐下来吃顿团圆饭，围坐在一起熬夜守岁了。等到天亮后一开门，新年就算是到了。按照规矩，妇女们初五前不许出家门，只有男孩子能随着父亲四处去拜年。如今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挨门磕头拜年可是个技术活儿。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梁实秋，对此还有一番并不愉快的童年记忆：“那时节拜年是以向亲友长辈拜年为限。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缎靴，跨上轿车，按照单子登门去拜年。有些人家‘挡驾’，我认为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给你一盏甜茶，扯上几句淡话，礼毕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厅，内中阒无一人，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活见鬼！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而苏州人包天笑也记得，他九岁时就代替父亲外出拜年，穿上灰鼠马褂的大人衣裳，坐着轿子一天跑了五十多家。可见这种走马灯式的拜年礼俗，南北各地都相似，并非北京城独有。上海竹枝词中还有“卓午出门归路晚，绕阶名纸拾梅红”的句子，意思是拜年也没必要非得进人家门，往门缝里塞一张名剌也能算数。
百姓人家忙着拜年道贺，而除夕夜紧张了一宿的商铺，这时候都关门休息了。按照传统，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以备急用外，大大小小的买卖字号一律上了板，门口贴着梅红纸的歇业告示。这几天戏馆子封箱不唱戏，连茶寮赌局都闭门谢客。一直要等到初六，“破五”的饺子吃过以后，女人们才盛装出行，与亲朋戚友往来道贺，相约去赶会逛庙，或者到厂甸挤着看新鲜玩艺儿，新嫁的女子则在这一天归宁省亲。各家商号也纷纷开门迎客，店东伙计一起喝顿开市酒，放挂长鞭迎进财神，宣布年节告一段落，新一年的忙碌日子开始了。
1913年的癸丑春节，也这么兴兴头头地过去了，和往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有些特殊的是，这已是这一年里的第二个“新年”了。一个多月前，中华民国刚刚庆祝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在老百姓的口中，它被称为“新新年”，以区别于传统春节的“旧新年”。原本该腊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在“旧新年”里遵命如常办公；但在“新新年”那一日，则好好地热闹了一番：“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采烈。此数日间，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
南北统一，政府北迁，又适逢新年，原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贺。可奇怪的是，北京城里并无多少过节的气氛。除了少数店铺门前换了春联，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元旦期间，《大公报》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民众对这个新年大多瞠目以对，“然起视人民，一若不知有新年也者，一若不知有元旦纪念也者”。临近腊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随后而来的“忙年”，根本没有将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里。
以后在五四运动中“暴得大名”的曹汝霖，曾经是清廷的外交部副大臣，民元后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的议员。1913年元旦庆典时他正在北京，并随同几个议员到总统府贺年，感受了一回握手、合影、签名的民主礼仪。据他的回忆，之所以这个元旦在北京显得格外冷清，皆源于老百姓对新政的误解：“因内政部令警察总厅，晓谕人民，从今年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等云，人民误会，以为改了政体，不许再放鞭炮，故元旦寂静无声，不若往年之热闹也”。不过，与之后旧历新年一如既往的繁华场景相比，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过得确实有些灰头土脸。
在这个冷清的元旦，一个家住宣武门南、名叫恽毓鼎的中年人，特意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新新年”的观察：“繁盛市场尚有年景，里巷故宅则寂寂无所觉也”。这一天恽毓鼎的活动也甚是平常：会见了几拨客人，和朋友商量了女儿的聘礼，晚饭后在灯下读了一小段《资治通鉴》，之后便早早睡下了。极为平淡的一日，几乎没有什么新年的味道。但一个月后的农历除夕，他的日程可就繁忙多了：“上灯时恭迎祖先神影，合家行礼辞岁，妇孺嬉戏甚喧。……子夜焚香谢天。晨起向阙行三跪九叩礼。在至圣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在祖先神像前行礼。合家贺年。午后至南横街拜二世父母神影，为三兄拜年。……马车至昆师母（送年敬八元），陆师相（送年敬四元），四叔岳、五叔岳母处贺岁”。
即便与一般人家相比，恽毓鼎的新年礼仪也称得上繁复。尤其是“向阙行三跪九叩礼”一项，民国之后已少有人行了。但此人曾当过19年的清朝宫廷史官，有这套遗老作派并不奇怪。恽毓鼎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1912年春节过后，他开始在每天的日记上标注新历，并特意注明“为对于外人酬应计也”，显然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举。事实上这个久居京师的知识分子，对于元旦并不像普通百姓那般陌生。从日记中便不难看出，前些年他曾数次在元旦这一天，赴外国使馆、兵营和熟悉的洋人朋友处拜年。但在1912年的除夕守岁诗中，他写下了“忍见蓂阶废建寅”一句，足可以看出这位前朝旧臣对“军民改用阳历”的敏感与不满。所谓“建寅之月”，便是夏历（阴历）的正月，相传伏羲、神农之时，中国便已有了历法，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代代沿革，皆以夏历纪岁。而民国元年新政府成立的次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颁布了命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看上去沿袭了几千年的夏历，就要被这一纸通令宣告废止了。
朝代更迭的重要标志便是改元改历，漫长的历史早已让中国人熟悉了这套政治的把戏。只是中华民国的方式有些不同，改的不是皇帝的年号，而是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历法。以黄帝纪元为年号，这在武昌起义后便已出现，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复汉反满，搬出炎黄始祖对抗大清皇帝，以彰显大汉族的正统地位。这之后革命风潮扩散，时局瞬息万变，历法也一度陷入混乱。有些宣告独立的省份也以黄帝纪元，有些直接追溯到孔子诞辰，有的则用同盟会天运年号纪年，称1911年为天运辛亥年。
孙中山回国后，立即发现了历法乱象实则隐含了革命势力各自为政的危险，“认为有改正朔求统一的必要，建议以中华民国纪元，援引公历，由元年以至亿万年”。孙中山的解释是，废除皇帝年号，改用中华民国的国号纪年，既强调了新国家的共和体制，也便于百姓记忆。援引阳历则是为了“世界大同”，便于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和外交往来。废止阴历的理由也很充分，“预算年度，减少岁闰麻烦”。
但孙中山的呼吁并未得到一致的认可。在12月31日的各省代表会议上，“代表来往筹商各事，颇有争议”。在关于“颁定国历”的议题讨论中，代表孙中山出席的黄兴提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以新天下耳目”，然而“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持旧历者”。经过几番辩论，孙中山依旧坚持，并威胁不通过该决议，便不到南京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以此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的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
如此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的确显示出了新时代和新领袖的自信与作派。不过普通老百姓可能只知道那一天是辛亥年的冬月十三日，并未意识到有别样的意义。浙江人蒋复璁当时正在杭州读小学，学校要求很严格，规定晚上九点休息，进房即睡觉，不许聚谈和看书。但十三日那天晚上，他的表弟前来看望，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被老师发现了。第二天，他被老师叫到办公室批评，并准备给他记一个小过。“正在谈论，忽然外面打来了电话，说今天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二日，昨天是元旦，改用阳历，放假一日”。老师看在元旦的面子上，这个过便没有再记了。因为有这个小插曲，蒋复璁对于民国元年的元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此也可看出，即便是民风较为开放的江浙地区，对于“元旦”的概念也是较为模糊的。
为了使民众了解新历法，更为了确立“易正朔”的合理性，没来得及在元旦大张旗鼓庆祝的南京临时政府，决议于1912年1月15日补行庆典。可中国人的习惯是名正方能言顺，这个不伦不类的庆祝日该如何命名，方能让百姓认同呢？如果依据常理推断，既然元旦成了新年第一日，半个月之后便该是元宵节了吧？
果然，报纸上都在呼吁“大家来闹新元宵”，15日那一天的所有庆祝活动依照的也都是元宵节的习俗。上海各中学都放假一天，“本埠各公署与南北市华洋各商店及浦江所泊各国兵舰商轮，均悬挂灯旗，同伸庆贺，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停理谳政一天”。入夜后一些城区还有提灯游行，引来无数路人旁观，声势可谓不小。可老天爷似乎并不给新历面子，“元宵节”的夜晚天空没有月亮，毕竟那天只是阴历的十一月十七日。看不到月亮、吃不上汤圆的元宵节当然也没有什么节日气氛，拥挤在路口围观的上海人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观望的是无精打采的游行士兵而不是灯笼。
其实，比没有月亮的“元宵节”更大的问题早就来了。数天前，上海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质疑的文章：“吾国颁行阳历于今一周，究其果能实行与否？无论穷乡僻壤，即号称风气最开通之上海，犹未能占多数”。1月2日孙大总统的改历命令刚刚颁行，3日的《申报》上就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商界中人，咸以往来帐款，例于年底归来，今骤改正朔，急难清理，莫不仓皇失措，即民间一应习惯，亦不及骤然改变，咸有难色”。与北京一样，上海商户们的银钱货物往来，凭的是交情与信用，常常是见货不见银。等到阴历年关，再拿着账本一总结算。本来还有一个多月才到结帐的日期，如今临时政府的改历令突如其来，商家们措手不及，放账的、欠钱的自然都急得如坐针毡。
鉴于民间抱怨之声四起，新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不得不下令，“沪上各商店往来债款，仍于阳历二月十七号即阴历十二月三十日，暂照旧章分别结算收还，以昭公允。嗣后如何酌定之处，候饬商务总长邀集各商从新组织办法颁布实行”。上海为全国工商重地，其他省份原本对骤行新历同样诸多不满，自然会纷纷要求上行下效。临时政府工商部只得随后发出通告，同意“以新纪元二月十七即旧历除夕，作为结账之期”。
有了主管机构和地方长官的亲口许诺，商家自然不再将新历放在眼里。各个行业商会虽然遵令协调，但大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老规矩仍然通行无碍。唯独便宜了那些放高利贷的不法之徒，知道年关未至，还不起欠款的老百姓还没有离家躲债，正可以打着新历的旗号上门催逼。更有某些居心不良的富户，在新旧历的时间差上打起了主意，收租之时做些手脚，“收进仍用阴历，付出则用阳历，按年计之，可便宜半月，所吃亏者贫民耳”。《海上光复竹枝词》特意以较多篇幅描述了历法的突然变革所造成的困扰：“赖债无人不厚颜，动云除夕月中还。今年恐亦难逃却，夜半犹存月一弯。新历收钱到号头，商人欲改乏良谋。倘然力矫从前俗，反说无钱任自由。帐单一纸去纷纷，月底仍然大小分。尚有一般常欠惯，不逢三节没分文”。
当然，这些钱物上的纠葛毕竟只是小麻烦，稍加调整便能解决，老百姓固有的习惯却非旦夕可变。阴历之所以在中国通行千年，主要在于其上应天时，下洽人事，人们的秋收冬种、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无不与节气历法紧密相关。至于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令节，“小之为神话，为历史，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等，非可根本抹煞者也”。说到底，平头百姓和恽毓鼎这样的遗老毕竟不同，没有那么深切的家国之叹，之所以坚守旧历、冷对新历，无非是积年的习俗使然。不过，在民国元年那个革故鼎新的特殊时期，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也往往会与时代风云扯上关系。“论者谓改用阳历，商人漠不关意，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不支持新历就等同于不支持民国，历法上的新旧抉择，便如此顺理成章地逾越了习俗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坚定的改革者看来，“民间习惯虽不能一时改革，要当逐渐转移，新者即行，旧者自废，此天然之定理，况在国家正朔之大端乎？”国家“正朔”是大道之所在，与此相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只是小节。在“大道”的影响和左右下，自然是必须做到“新者即行，旧者自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自民国二年开始，有些地方官府为推行阳历，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这番强势干预的举动背后，显然有着自觉清晰的逻辑：“以为百姓如不过阴历旧年，即属顺民”。为此政府制定了新规，要求机关、学校、报社等机构，只在新历元旦放假，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可除夕合家团聚的习俗实在不易改变，即便是鼓吹阳历最热情的《申报》，在旧历新年到来时，依旧“承社会之习惯，既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报刊也莫不如此。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惟旧习惯一时不能消除，印刷工人要求停工，送报人亦言不能分送”。《大公报》则更为理直气壮，将停刊直接归因于传统的商业习惯：“即吾侪报界，既负有营业之职，自不得不服从社会，休刊数天，以为清理帐目张本”。原该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门，同样在私下里阳奉阴违，阴历年节虽未停止办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连参议院的会议也闹出了议员大量缺席的乌龙，“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只缘于当日是“阴历大除夕”。
同样被传统困扰的还有学校。晚清的新式学堂依照习俗和节令，大多在阴历的正月和八月放假。民国肇始，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州县小学校应于元年三月初四日（阴历壬子年正月十六日）一律开学”。各级学校都据此制定了新的学历：3月4日至6月27日为上学期，8月28日至2月20日为下学期。除了两个学期之间的春假夏假外，“又有年假者，以我国习俗相沿，在事实上颇难根除，仅以一星期为限”。不过到了民国二年，由于强调“元旦”的正统地位，北京的学堂都取消了阴历年假，并派专员巡视督促。当然，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惟各学生狃于积习，虽不放假，而告假实繁有徒”。
青年学生向来是破旧立新的拥护者，学校也被视为“社会观听所系”，可在与千年积习的较量中依旧败下阵来。之后教育部和各级学校在学历问题上反反复复，着实费了不少周折。或者将阴历年假更名为“寒假”，变相地放学生归家；或者从元旦之后便“只来校温习，不更授新课”，以敷衍这一个来月。总之是不敢名正言顺地以过年的名义放假，以免背上了“守旧”的恶名。
尽管各地年节的习俗不一，但吃吃喝喝总是免不了的。北方的民谚说“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赚”，事实上从腊八粥开始，直到正月二十五的“大填仓”，围绕着春节的这两个月，主旋律就是一个“吃”字。虽然梁实秋对于正月里天天吃大锅的炖肉炖鸡甚为反感，对开胃的芥末墩儿、十香菜更有兴趣，但“孩子们盼过年”，盼的主要还是能放开肚皮大吃一番。至于压岁钱、新衣服和各色新鲜玩艺儿，则为年节更添盼头。
由此不难想见，在过节的日子还要去学堂上课，对少年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浙江籍作家许钦文对此有一段亲身经验，当年他在省立五师读书时因正月初一返校而满腹委屈，如今的读者看来却十分有趣：“辛亥光复，民国成立，改用阳历过年。当时我在城里的中等学校读书；学校里依照阳历放假，家庭中仍照阴历过年。为着提倡阳历的过年，学校里于阴历过年时严格维持上课。青年心理维新，对于社会习俗的守旧觉得可恨，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元旦适值星期日，星期六的下午回家还有埠船，第二天没有开行的埠船，我和一个同学一直步行到校。人在学校里上课，家中的年货吃不着，也觉得可恨”。全城居民都在欢度佳节，除却交通不便的麻烦，想来学校饭堂的伙食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环境下上课，效果只怕未见得佳吧？
而对于老舍而言，早年担任国民小学校校长期间，无法陪同老母、让她独自过年的愧疚，几乎缠绕了他大半辈子：“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显然是意识到了政令易下，旧俗难除，1912年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时，便规定了三条重要的宗旨：一，新旧二历并存；二，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默许了旧历的存在，也同时埋下了“新旧二历并存”的伏笔。只是如此仓促出炉的历书，错误遗漏之处甚多，应用起来更是诸多不便。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前清时负责编订历书的钦天监归属了教育部。由于这个机构经验丰富，在民间也很有权威，很快便从内务部拿回了历书的编写职权。由教育部颁行的历书修正了不少纰漏失误，但二历并存的格局依旧保留了下来。
可惜的是，“阴阳合历”非但没能调和新旧之争，反而闹出了不少笑话。在武汉，民众因为过阴历年时曾有“严禁庆贺”的命令，于是将端午节改在阳历5月5日，并准备按老规矩扎纸龙舟，巡游迎天神。人们纷纷呼吁放假一天，军界更是要求上官按照前清时的旧例，打赏酒肉以示犒劳。被鄂军都督黎元洪得知后，以“改良社会、荡除民间之旧习惯”为名下令禁止。到了阴历五月初五，官家的禁令便不再管用了，政商各界按照旧俗互致庆贺，汉阳人则照旧将他们的龙舟摆上了长江江面。上海则更为有趣，因不知道究竟哪个历的7月7日算是“七夕”，干脆新历旧历都算数，接连过了两个乞巧节。为此《申报》特意刊发游戏文章，调侃人间的纷乱累得喜鹊两番筑桥，牛郎织女也可能因此误了佳期：“乞巧如今亦自由，推翻旧历迓新秋。年年七夕双星会，偏把佳期误女牛”。
为了讽刺新旧二历并存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公报》曾以拟人化的手法，将“阴历”和“阳历”两位“好友”拉在一起相互较量。由于之前的阳历新年过得还算不错，“政府宴会欢舞，街市旗彩鲜明”，于是“阳历”颇为自得地嘲笑起了“阴历”：“老阴啊，你看我姓阳的这二年时运总算不错，从前是官场里尊敬我，没想到今年商民人等，亦有恭维羡慕我的，总说是有个人缘。谁像你天演淘汰，为人不耻，再过个三年五载，恐怕消灭于无形”。“阴历”听了这番挑衅言语，“将肚子气了个老鼓”，但并未当场与对手辩驳。等到数日后的阴历新年，“街市的繁华，买卖的茂盛，人民的趋向，社会的习惯，较阳历新年热闹不止十倍”，“阴历”方才趾高气扬地对“阳历”开火：“老阳啊，你前次吹说，我忍气吞声，并没还言，你看到底是你的年下热闹，还是我的年下热闹？你的新年虽比我在先，注意的总出在少数，我的新年稍迟一点，作情的几满于通国。我看你穿件文明新衣，既藐视同类，要论起支派来，我还许是你的老前辈哩！”
虽然只是游戏文字，但“老阴”在和“老阳”的斗口中还是占据了上风。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也确实如“老阴”所言：“第一年之改新历，盖曰仓猝未及预备也。第二年之新历，则曰改习惯不易，将由渐而改也。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