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一个永远的外来者的角度来“解释”波兰斯基的事业对他的传记作者来讲很有吸引力，可是我却认为事实正好相反。莎朗·塔特一位伦敦的密友回忆他们婚礼上“一些特别的事”时说，“波兰斯基说，尽管他很熟悉犹太和天主教的仪式，他个人却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和真正的宗教人士能有的共同之处就是放逐感。而这种感觉并非来自他的外国血统，而是人性本身。这种对这个星球的生活尤其是60年代的好莱坞生活深刻的陌生感，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白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波兰斯基这个名字只和两类标题联系在一起：第一类是“怪物”一词的各式变换，《环球》和《明星》杂志都用这些词来报道他因为涉嫌强奸而被捕，随后又逃跑的事件；第二类是同样丰富的资料证明他是个受害者，是那些喜欢炒现饭的、小心眼的恶棍们在试图利用美国的司法制度，很可能还和CIA有勾结。这种观点近些年来在波兰斯基移居的法国尤其有市场。(读者要是想趟这趟浑水的话，可以对照看一下米亚·法罗把波兰斯基描绘成一个“对全人类来说都很重要的勇敢的好人”和洛杉矶《事实》声称要把他阉了的社论)在这两大对立的集团中，当事人自己却悄然消失了。影迷和批评家们之所以这么积极地想从他的影片中挖掘出他生活的细节的原因之一是波兰斯基自己是如此的低调。他很少接受访问，也从来不向八卦杂志Hello！展示自己美丽的家，甚至在通过英国高等法院成功追究一次诽谤行为时也用的是录像。这可是英国司法史上第一次允许索赔人通过电视屏幕来参与庭审。1983年，当波兰斯基坐下来写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开始这样反思： “至少从我记事开始，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总是无可救药地模糊不堪。”有些传说，比如说把他描绘成恶棍的传记会比经过他授权的流传更久，这是他无法控制的。要说波兰斯基这些年来非比寻常的成功多少和他丰富的想象力有关恐怕没人会有异议。他的角色感，以及相应的模仿技能其实源自于他早年生活中，大概是在战争期间开始的独特的凄惨经历。那时这些都是极为现实的生存手段。波兰斯基在书中提到，他们被迫搬到克拉科夫犹太区后不久，他和一个朋友就曾假装“我们是德国孩子”，到为德国国防军军人及其家属保留的电影院里看了一次电影——这种把戏只这么用过一次，后来大多数时候用都是为了逃生。其中有一两次可能在多年后的复述中有所修饰。之后随着名誉和声望的提升，尤其是专业演出经验的积累，他为了应付各种情况而采取更加夸张、戏剧化的手法了。在他五十岁的生日之前，波兰斯基一位巴黎的同事计划在一场盛大的晚会上用一段特别的录像来让他高兴一下。这人于是花了“好几天绞尽脑汁地”来策划实施，最终却还是放弃了。“唯一可能有效的就是弄条变色龙，让它从屏幕上爬过去。”他说。1970年，在他拍出了《罗斯玛丽的婴儿》之后，声誉达到了顶峰。再加上受他妻子和朋友被杀影响，波兰斯基拍了一部特别恐怖的《麦克白》。因为要找演员，他联系了四十一岁的新西兰演员特伦斯·贝勒。贝勒当时在《神秘博士》及其他一些电视连续剧中表现不错，但是按他自己说的，还“绝不是电影明星”。贝勒提到了波兰斯基鲜为人知而又出人意料的谦虚故事。只要是对电影有利，他其实是非常谦逊的。那次他们俩坐在一个办公室的地板上一起吃水果。“我告诉他我当时已经签了另一个合同，”贝勒说，“罗曼答道：‘那么，我们就把你赎出来。’我跟他说那可能行不通。罗曼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可以大幅修改《麦克白》的时间表来凑我的档期。我觉得这样做对他来讲太不寻常了，不知是因为他真的想要我还是因为我最初拒绝了他。不管是因为哪一样，他都没有必要这么做的，尤其是以他当时的声誉。”实际上，贝勒对波兰斯基地位的看法似乎比他自己还清楚。因为后者总说他只是个“《麦克白》剧组”的普通一员。(这可不是装腔作势。)波兰斯基一生中充满了意外的转折。其中有一次，这位导演直奔一座罗马豪宅，在那儿拍摄了一部完全自我放纵的影片《什么？》，这是一部性虐待的闹剧，就算当时70年代中期性方面极其开放的电影观众都彻底被这部影片雷倒了。“总有一天他们会记住我的。”肯-泰南认为这就是波兰斯基敢于“肆无忌惮”的由头。这个人几乎忘了自己生活中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身份危机中。1978年，洛杉矶的检察官精英们不得不加班来确认此人的国籍。而他的另外一些档案资料，比如他的姓名，多年来也同样被证明是难以确认的，尤其是在一个能把干巴巴的“木棒”斯希科隆包装成索菲亚·罗兰，把马里奥·莫里森装扮成约翰·韦恩的行业里。根据1962年春天他提供的护照，此人出生时叫作罗基莫德·罗曼·蒂埃里·波兰斯基。他的父亲是名艺术家，显然是把原来的姓氏利亚布林改成了这个艺名。小时候，他被叫作罗姆克或者罗摩·波兰斯基，直到纳粹占领波兰，他就改名叫罗曼·维尔克，听起来像是天主教徒。青春期开始时，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别名叫“普克”，不久就被一个女朋友换成了“臭小子”。P4-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