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就是朝廷》
中世纪意大利政治与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其大作《君主论》中写道：“君王必须是一头能认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无奈现实与理想总是相去太远。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坐于御座之上的那个家伙非但不是狮子，还常常遭到豺狼们的惊吓与戏弄，于是他只剩下狐狸的伎俩可供施展。
在弱势的帝国公司董事长面前，是一群强势且随时可能反噬的核心高管。如何在妥协与制约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他破局的关键。
然而生活在西汉、新莽乱局中的政治玩家们，却是身处历史迷雾中的一群可怜虫：在他们的课本里，可没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遂只好用试错法瞎蒙。持理想主义的书呆子、打私利算盘的旧贵族、随波逐流的放牛娃等诸色人等，先后登场试弈这个“珍珑”棋局。可他们或泥古不化，或迂腐不堪，或贪或愚，要么丝毫不懂得妥协，要么毫无原则地妥协，终都为豺狼所反噬。
直到一只狡猾而冷酷，不乏强硬却又懂得妥协的狐狸登场，乱世方暂告一段落。他，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新莽乱局中，刘秀以狐狸般的权术手腕，以及必要时的隐忍妥协，获取大多数肉食动物的认可，终建立了与豪强“共天下”的东汉王朝。
然而，尽管偏袒豪强，但皇帝与豪强之间并不只有依赖妥协的一面，还存在着制约与反制约的一面，直至走入反复死掐的循环局。东汉末年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王朝公司也走到尽头。
从抑制豪强到与共天下
人们总是习惯从离自己近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却又每每因矫枉过正而再入歧途，东汉王朝便是此中典型。尽管同称汉朝，但较之老祖宗西汉，刘秀的东汉念的却是另一本政治经。
无他，两汉所依托的政治基础不同耳。
西汉帝国凭借下层社会的支持起家，故自初创起便积极维护草根，抑制豪强。从高祖到宣帝的100余年间，7次强迁山东豪强入关中的庞大社会工程，既是为了打击和削弱豪强兼并之家，不令出现富可敌国之豪族，也兼收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效果。
此种“强干弱枝”举措，至汉武帝时达到潮：皇帝将铸币、冶铁、煮盐三大暴利产业全部收归国营，把豪强们从易暴富的产业链中全部逐出。自战国中叶以来，巨商大贾每每凭借金融力量干涉国家政治的心腹之患，遂一度中绝。
然而自宣帝以降，皇权渐渐旁落于外戚之手，中央的调控平衡能力不断衰减。豪强势力迅速滋长，打破了豪强与草根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态平衡，进而与西汉“抑制豪强”的政治传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此就有了帝国收官时的王莽的改制。被帝国正统政治思想氛围熏陶出来的王莽，其推行改制的目的正是想通过抑制豪强而解决下层贫穷的问题。而王莽改制的终失败，则彻底证明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调和方案压根儿就行不通。——豪强固然不肯割肉，而草根也断不会支持不能兑现承诺的政府。
这一失败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并直接导致东汉在政治思路上矫枉过正：既然矛盾无可调和，中庸帝王已不可为，那就索性一边倒吧！
倒向谁呢？政治家是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是势利的投资商。血淋淋的修罗场，就是他们好的投机试验田。
上位：变革时代的投机运作
从公元23年王莽死，到公元37年东汉彻底统一中国，这14年混战的实质，前期是豪强与草根之争（如更始与赤眉之争、刘秀与铜马之争），后期则渐演变为各豪强联盟之争（如刘秀的南阳—河北联盟与四川的公孙述集团、陇西的隗嚣集团之争）。
这就是刘秀崛起的历史舞台。
公元23年冬，南阳破落皇族出身的刘秀受更始帝刘玄之命，单枪匹马北上经营河北乱局。当时刘秀集团家底微薄，苦不堪言，逃难途中于滹沱河边遇大风雨，竟沦落到冯异抱薪、邓禹热火（二人均系“云台二十八将”中的领衔人物）、刘秀对灶燎衣，凭一点麦饭勉强充饥的潦倒地步。亏得信都、和戎两郡肯接纳他（信都太守任光也是南阳人），这才勉强在河北站住脚。
站住脚的刘秀趁机打出手中的有利牌面，说服一众河北豪强参股：他以更始政权全权代表的正统身份，争取上谷郡耿况、耿弇父子的支持，以南阳同乡身份获得渔阳太守彭宠的支持，从而得到号称“天下精兵”的上谷、渔阳两郡突骑的支持；又凭借宗室身份，刻意交结拥众10余万的河北实力派人物真定王刘杨，娶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为正妻。
在河北实力派豪强的一致拥戴下，刘秀集团势力迅速膨胀，先后击败邯郸的割据者王郎（另一豪强集团），及以铜马为代表的10余支草根势力，于公元25年开国称帝，建立东汉。尔后，他又抓住赤眉军，悬师千里西征关中、陇西，与更始、隗嚣两豪强集团死掐士疲粮乏的有利战机，于公元27年在崤底、宜阳战役中彻底歼灭赤眉军，俘获赤眉军领袖樊崇及其拥立的放牛娃皇帝刘盆子。
此后，刘秀继续凭借南阳—河北豪强联盟的雄厚武力，东征西讨其他割据势力。10余年间先后消灭淮阳刘永、青州张步、陇西隗嚣、四川公孙述等豪强集团，并和平收编河西窦融、交趾邓让等势力，终于公元37年彻底完成对整个中国本部的整合并购。
平衡：各持股山头的势力调整
在积极展开外部并购的同时，刘秀对内部各持股山头势力也开始了大布局。——他当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团队，但卧榻之侧，却也绝容不下一个过分能干以至于“独大”的山头。
因此，好的办法莫过于保持奇数个彼此平行独立、且实力相近的山头。山头太多则整个团队将成为散沙，而偶数个山头又容易出现对立，所以“三”是个绝佳的博弈平衡数，而刘秀自己则充当他们中间的矛盾调和者和利益分配者。
刘秀所采取的调整策略是：做强南阳山头，扶植颍川山头，削弱、清洗河北山头。
为防止持大宗原始股且军事实力强悍的河北山头尾大不掉，刘秀首先拿其开刀。他先诱杀真定王刘杨，逼反渔阳太守彭宠（后被其家奴所杀），架空上谷太守耿况，从而将河北山头、同时也是独立性和危险性的三家势力逐次剪灭。
而在对南阳这一嫡系山头的扶植上，刘秀更是尽显手腕。
由于南阳山头在创业期太不争气，勋劳远远逊于河北山头（论集体，有开创基业、破邯郸王郎及各草根势力之大功；论个人，则有耿纯举宗归附、耿弇收上谷、渔阳突骑从龙、寇恂经略河内等极为关键的贡献），即便较之颍川山头（冯异灭赤眉、祭遵肃军纪），也还颇有差距。所以刘秀要做大南阳山头，就只能无视公平原则，强行硬来了。
建武二年（26年）大封侯，南阳山头的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被封食四县，当即就有人委婉提出：“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四县，不合法制。”这名义上是拿体制说话，实质上却是其他山头对皇帝利益分配不公、公然偏袒嫡系的行为表示抗议。
刘秀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回答同样委婉：“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为了制衡河北、颍川两大山头，皇帝不得不无视台面规则，哪怕引发舆论危机，也得硬着头皮徇私扶植嫡系山头。
眼看皇帝陷于困境，立刻就有懂事的臣僚出列分忧。刘秀的大舅子阴识（也属南阳山头），论理他此次本该晋升，但为让河北、颍川山头心理上有所平衡，阴识便以皇亲受赏“不可以示天下”为由，主动要求不予增封，刘秀也当即批准。——大家看，朕何尝偏袒南阳山头了？连朕的大舅子都没涨工资嘛！而颍川山头的丁琳同样也很懂政治，主动提出自己“能薄功微”，要求从县侯降为乡侯。此举自然也博得龙颜大悦，立即成为皇帝宣传的样板。
在刘秀的刻意平衡下，尽管东汉政权豪强大联盟的总体性质未变，但集团内部的股权分持情况，却逐渐从河北山头独大控股，转而变为南阳为首、河北次之、颍川居末的三强分立制约的格局。
三大山头的持股情况，可从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确定的开国集团高管名单，即“云台二十八将”的籍贯构成中窥见一斑：
南阳山头共计11人（邓禹、贾复、马成、陈俊、吴汉、岑彭、朱佑、马武、杜茂、任光、刘隆），持股39.3%；颍川山头共计7人（冯异、祭遵、傅俊、王霸、臧宫、铫期、坚镡），持股25%；河北山头6人（寇恂、耿纯、邳彤、王梁、盖延、刘植），另有属于河北山头而非河北籍者4人（耿弇、李忠、万修、景丹），共持股35.7%。
至此，一个三大山头互相牵制的东汉集团董事会格局，已跃然纸上。除此三家，云台便无第四个山头。尤其妙的是，哪个山头也不控股。也只有这样，才能腾出让皇帝和稀泥的权力空间。
刘秀借南阳山头强压颍川、河北的意图，在“二十八将”的排序中也可一见端倪：
邓禹攻战征伐不如冯异，创业肇基不及耿纯，根据地建设不如寇恂，却泰然居于“首将”位置。无他，只因从政治上讲，身为嫡系的南阳山头必须居首，无奈本山头内又实在乏人（吴汉虽战功卓著，但沟通能力太差，且此公还是从河北山头“带艺投师”来的；贾复勇则勇矣，除陷阵力战外却全不懂政治。其余诸子，更不足论），遂只好由邓禹领衔了。
所以“二十八将”的排名，实实在在只是个政治排序。这套构建在权术手腕之上的“政治”游戏，虽然看起来非常不体面，但却实实在在地把新莽以来的混战局面彻底画上了句号。
一个胸怀天下大义的书呆子，以完美主义的理想实验，把帝国变成了修罗场；然后，一个怀揣小算盘的破落户，却以诡谲的权术手腕，把天下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历史的悲喜剧，在同一个舞台上上演。
分享权力股份、血统股份
通过一番兼并收购和调整制衡，刘秀与豪强之间总算实现了“共天下”这个“共天下”，可不仅体现于分享帝国公司的权力股份，甚至连皇室的血统股份，同样属于可以分享之列。
西汉的外戚多起自草根，走的是先外戚而后晋升为豪强功臣的路子（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以及后来的王氏家族）。东汉则恰恰相反，大抵是先为豪强功臣，然后才晋升为外戚（如东汉末年，大名鼎鼎的何进以屠户而晋升为大将军，就被视为程序错误，遭人讽笑）。一言以蔽之，西汉在外戚中培养功臣，而东汉则在功臣中培养外戚。
东汉在功臣中培养外戚的传统，肇始于刘秀。刘秀本人就擅长于把缔结姻亲作为政治手段。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在创业初期，除了皇族血统，他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治资本呢？
为求河北山头的真定王刘杨支持，刘秀娶其外甥女郭圣通为正妻，而比郭圣通早一年娶进门的阴丽华（属南阳山头），则被弃置一边。后天下大定，南阳山头全面上位，而河北山头走弱，他便废郭圣通而立阴丽华为后。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简单地当做个人感情纠葛来看，那就太不拿帝王家事当回事儿了。需知道这一换位，便决定了具有合法身份的太子爷是河北山头外甥还是南阳山头外甥的血统问题；进而决定了“云台二十八将”中，是南阳人多还是河北人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决定了南阳和河北两大山头长远的政治兴衰问题。
为鼓励将士，刘秀还以与功臣家族缔结姻亲作为酬功之法。如“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贾复，在真定与五校军作战时受重伤，生死未卜。刘秀便许诺道：“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大有“兄弟好好干，你做不成皇帝，你外孙有机会做皇帝”之意。所以光武以下诸帝之后，也多出自开国勋臣之家。如明帝的马皇后为伏波将军马援之女，章帝的窦皇后为司空窦融（32功臣之一）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为邓禹的孙女，等等。
由于勋臣同时又兼为皇亲，也即是说他们不但在帝国的股东登记簿上挂号，就是未来皇帝的血统里也不乏他们注入的股份，因此他们理所当然拥有分帝国公司统治红利的权力。
但勋臣们大多不懂政治，闹不明白维护社会和谐对自身长远利益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于是这种理论上合理的分红权，在兑现的过程中就每每演变成了无法无天。
如京都洛阳城中，由于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纵容子弟奴仆横行街市，无恶不作，首都市长连换数人皆无起色。后光武帝换上了“强项令”董宣。董宣一上任便拿皇帝姐姐湖阳长公主的家奴开刀，算是在太岁头上动了土。而光武帝也心领神会，当湖阳长公主向他哭诉求助时，他便在宫廷审判中惺惺作态，配合董宣演了一出双簧。终是董宣无罪，湖阳长公主的家奴杀了也白杀。尽管在任何一个政治上了轨道的王朝，这种以徇私为出发点的宫廷审判压根儿就不该出现，但既有了此案为例，皇亲国戚们也不得不略加收敛，洛阳恶劣的社会治安局面遂有所好转。
然而狐狸的狡黠终究只能解决表皮问题，一旦触及豪强利益的核心层，它妥协隐忍的一面便显现出来。
公元39年，由于各地豪强纷纷在田亩户籍等事关国家税收大计的数据上弄虚作假，严重影响了国家收入，光武帝乃下诏全国核对田亩户籍。陈留官员比较马大哈，居然在呈交御览的卷宗里夹带了一条东汉版的“护官符”：“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光武帝深感奇怪，虽严讯当事官员却不得要领。在旁见习的皇子刘庄（汉明帝，阴丽华所生，“云台二十八将”的评定者）却旁观者清，一语破的：“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此“护官符”之意，乃是指出颍川豪强政治影响已经衰弱（当时颍川山头排前两位的大佬冯异、祭遵已死），而弘农豪强则在朝中没有像样的政治背景，因此公事公办，查上一查倒也无妨；但京城洛阳周边皆为近臣产业，南阳豪强更是与本朝“共天下”的核心干臣，要查出问题来那是万万吃罪不起的，所以清查时便不可较真，得过且过罢了。
眼见在清查工作中搞出如此欺君罔上的弊案，项目主管领导竟陵侯刘隆当然要负责。欺君论罪当死，但因刘隆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且又属南阳山头，故惩处的雷声大雨点小，被免死贬为庶民。（“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物免为庶人。”）
接下来，从《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笔法看，他就是成心要打光武帝的脸了：“明年，复封为扶乐乡侯。”刘隆从死缓绕了偌大一个圈子回来，却只不过是行政待遇降了一级。
对豪强势力的膨胀，东汉王朝始终是纵容的。代表性的案例，是汉武帝花了大力气办成的盐铁官营，到东汉和帝时，又被主政的窦太后重新授予私人经营。曾让西汉的主政者忧心忡忡的豪强问题，在东汉的执政者们看来压根儿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豪强。
创业元老的“任改非”
如何安置创业勋臣，历来是开国帝王的一大难题，被豪强拥戴上位的刘秀，自也不能例外。为将勋臣们从权力核心层中剥离出来，消除帝位之侧豺狼环伺的危险，刘秀首先在朝廷的政治架构上设置绊子，构建了“三公”和尚书台两套班子——“三公”即太尉、司徒和司空，他们在朝中品位虽尊，却无实际权力。国家具体政务，实由尚书台的六名低品秩的尚书负责处理。
“尚书”在西汉本是皇帝的私人属官，与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并列为“六尚”。由于此公是主管皇家知识库的，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更多的机会读书学习，执政水平和文字功底自然就比其他五位“尚”字号要高得多，后来便逐渐演变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光武帝设立尚书台，以六尚书主政，其立意就是要用这帮干部架空“三公”，通过他们之手实现自己间接掌控帝国实权的目的。
于是东汉初年的政坛上，有趣的一幕便出现了：把握着帝国舵盘的，是口衔天宪的皇帝心腹，然而一旦出现政务上的失误，甚至日食、月食、地震、洪水、寇贼等灾异，出头顶缸遭到叱责的却是“三公”们。貌似尊崇的“三公”，遂成了天谴的冤大头，民怨的泄压阀，皇帝的挡箭牌。光武一朝，居“三公”而遭诛废者，不在少数。
“三公”无权且风险极大、尚书有权但品秩极低的政治架构，就为刘秀劝退勋臣提供了借口——“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勋臣们既不甘心做冤大头“三公”，又不可能屈尊从头干低品秩的尚书，遂只好“上大将军、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以“任改非（实职干部改任非实职干部，待遇不变）”的形式被挤出了执政舞台。
通过对游戏规则的精心设计，东汉初年的皇权得以巩固，狐狸的权变伎俩又一次得逞。
然而形势的发展总是超出人们的预期，光武帝苦心设置的权力架构，同样也没有长时间地起到制约作用。因为他防外而不防内，皇权可怕的寄生者，其实早已被他引入宫闱之中。而这可怕的寄生者，就是勋臣豪强出身的外戚。
外戚与皇权反复死掐的循环局
和西汉的政治制度不同，东汉从开国伊始，其皇权的巩固与否，完全取决于帝王个人的威望及手腕。
光武帝当然了解这帮跟自己合股办帝国公司的豪强揽权自利之本性，所以在政治博弈中从来不给任何一个山头独大的机会。在他执政前期，因必须靠嫡系镇服河北、颍川，故刻意扶植南阳山头。但一旦南阳山头过强，为防反噬，他又即刻引入以马援、窦融为代表的河西势力平衡之。
光武晚年的政治布局及相应的姻亲缔结，造成了此后明、章两帝之皇后均出自河西的结果。二代明帝刘庄之后为马援女，三代章帝刘炟之后为窦融的曾孙女。在他“高瞻远瞩”的大布局下，明、章两代河西势力逐渐走强，圆满地完成了牵制南阳山头的战略目标。
然而即便是光武帝这样的权变高手，也无法再预判和操控三代之后的权力博弈了。
到第四代和帝时，借外戚马甲掩护的河西势力已发展到峰。这股原为制约他人而引入的势力，现在反需要被制约了。以窦宪为代表的窦氏家族把持朝政，他恢复了西汉外戚以大将军执政的政治架构，在“三公”与尚书台之外自置官属，另设一套班子处理朝政。这套“体制外”横空出世的班子独霸行政渠道，将“三公”与尚书台同时架空，也即意味着把皇帝架空了。
皇权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挑战。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同谋，废杀窦宪，河西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就连本山头的笔杆子、《汉书》作者班固也未能逃脱池鱼之殃。
尽管皇帝消灭了窦氏，削弱了河西山头，但除了正统舆论的支持外，他其实依然孱弱。因此，他还必须寻找新的盟友。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出现，知识分子缺乏公平稳定的出仕渠道，还远不是具有独立性的政治集团；而草根出身的公公辈虽然忠勇，却又缺乏政治常识，个人素质上更是参差不齐，就整体而言属于造反可靠、治国乏力的主儿……舅爷、公公、书呆子，究竟谁才是货真价实的朝廷心腹？这恐怕是东汉皇帝心中长久的纠结。
在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惯性下，终皇帝仍选择了与豪强结盟的旧办法。而可靠的豪强，当然还得数自家的舅爷们。于是，南阳山头出身的邓氏家族又重新以外戚身份上位。
东汉历史就此进入死循环：
公元88年，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宪辅政（河西山头）；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窦宪；公元107年，安帝继位，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南阳山头）；公元121年，安帝联合宦官逐杀邓氏家族；公元122年，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尚书台出身，等于没山头）；数月后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即轻松击杀阎显，拥立顺帝；公元146年，桓帝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辅政（河西山头）；公元159年，桓帝联合宦官杀梁冀；公元167年，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辅政（河西山头），被宦官所杀；公元189年，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辅政（无山头），为宦官所杀……
随着开国亲贵势力的逐渐衰弱，到东汉后期，勋臣豪强出身的外戚已逐渐被新生的宦官势力、文化豪强（如袁绍家族）、商业豪强（如曹操家族）挤到一旁，连自己的生死都把握不了，遑论卫护皇权了。
于是三国前传中著名的桥段就此出现：宦官杀外戚，新兴的文化豪强、商业豪强再尽杀宦官，旧皇权的两大支柱一日之间尽数溃灭。然后武力豪强董卓再乘虚而入……
历经百余年的博弈斗争后，一帮不按牌理出牌的新豪强大着胆子将皇权彻底践踏于脚下，从而打破了与宦官反复死掐的循环局。作为历史过渡期的东汉王朝，也终于走到尽头。
不管在豪强羽翼下的东汉皇帝做得有多窝囊，但这个王朝确实选对了值得与之“共天下”的盟友。作为那个时代强有力的一支政治势力，豪强集团确实屡次扮演了东汉王朝救命稻草的角色。这个盟友是如此的强悍，以至除了它自己以外，竟无人能将其羽翼的东汉王朝扔进历史垃圾堆。
编者语
弱势董事长面对一群豺狼般随时可能反噬的强势股东，如何坐稳自己的位子且获得多数的支持？这需要极高的平衡术和睿智，否则很容易沦为傀儡。关键是，在多个山头之间精心布局，使各山头互相牵制，从而达到四两拨千斤、掌控全局的效果。将利益分配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利益分配，在妥协与制衡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强硬，又要懂得隐忍。刘秀就是这样的一只狐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