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使用中国传统的智慧的语言来表示究竟好不好，我自己是思想很解放的，我认为好的东西都可以用，包括外国的东西。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在使用外国的东西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语言时，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但如果用到老子、庄子、禅宗以及理学的东西，就会被认为思想很顽固，我认为这还是思想不够解放的体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是不管它是我们传统的东西还是外国的东西，只要它是好的东西，就应该接受，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邢兆鹏：我们看50年来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过去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发展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那些按发展理论来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都很差。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开始消亡，有的人说发展经济学的衰败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幸运，因为没有理论的束缚，它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我认为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实际上是“知”在“行”之前，才导致了这种结果。我想问林老师，我们现在都在强调“行”在“知”之前，实践在前，理论只能是解释现象，那么您对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什么看法？
林老师：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在讨论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时候已经部分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同意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发展理论，对于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指导作用是很有限的，而且，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基本上按照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主流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都不成功。转型也是一样，按照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虽然发展经济学中认为重要的变量，经过转型以后，已经得到了改善，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同样不好。这是因为，当前的经济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他们的理论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处于技术、产业的前沿，它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新技术的不断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却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取得，在引进技术时必须考虑哪种类型的技术较合适，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特性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被现有的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牵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