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约翰逊（Harry
Johnson，1971，187）曾经写道：“自由的[国际]贸易总体上要比贸易保护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是经济理论可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基本的命题之一。”自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倡导自由贸易的著名理由以来，这一命题经受住了经济学家们的反复审视，并且继续得到当今职业经济学家们压倒性的支持。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自由贸易如何在经济学中逐渐占据这样一个君临一切的地位；当面临以往两个世纪中屡屡发起的理论挑战时，自由贸易是如何保持了其学说的思想生命力。
为解决这些互不相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本书分为两个部分。部分探讨为何在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普遍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恰当地使用进口关税及其他政府贸易限制措施，就有可能会形成某种比自由贸易更优的经济政策。这样的观念在17世纪的重商主义文献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久而久之，来自重商主义阵营内部的批评意见逐渐地冲淡了赞成贸易限制这一流行看法，更何况赞成经济自由的道德哲学家等人还提出了某种相当不同的推论。到后，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更为理论化的分析进一步侵蚀了流行看法的根基。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经济思想界牢固地确立了新的理念，即自由贸易优于进口保护，能创造更大的经济财富总量。从此往后，在经济辩论中，凡要论证贸易政策如何能够增益一国的经济财富，举证的任务便落在倡导贸易限制的人身上。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48]1909，920）说过：“保护主义学说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理论已被击倒，但它从某些具体的理由中寻得了支撑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它“试图”设想某些特定情况以便获得支持。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考察，自由贸易论背后的经济分析如何依然让人信服，又如何在亚当?斯密时代以来兴起的各种批评和辩驳中妥协退让。有一个规律简直不可思议，每隔几十年，总会冒出一个倡导保护的重大理论，并在经济学界引发一波关于自由贸易论利弊强弱的论战。譬如，幼稚产业保护论已经赢得了范围的普遍认可，而许多其他的保护理由同样存在着，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兴起的战略贸易政策论。
本书不会逐一分析每个反自由贸易的论调，但它会集中关注那些围绕自由贸易的经济利益而掀起的重要、富争议性的辩论。在叙述了那些反对自由贸易、倡导贸易保护的经济论断后，我会考察由此引发的辩论，因为针对这些反自由贸易论断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自由贸易学说的捍卫者都会与反面论断的倡导者展开激辩。作为总结，我会评估一下，那些反面论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压缩自由贸易论的适用空间，并作为一条正当合理、分量较重的修正性理由已被接纳；或者只不过是某种“知识猎奇”、对现实经济政策意义甚少，故而已被弃置一边；或者单纯按逻辑判断便站不住脚，从而干脆已被彻底淘汰。我将强调这些辩论的历史时空，也即固然会提示一下目前的理论观点，但会力图避免深挖许多此类问题上往往是汗牛充栋的当今文献。
本书部分探讨的是自由贸易的思想起源，由于需要查考林林总总的支持与反对自由贸易的论断，因而必然采用更像综述的方法。与此对照，第二部分则更为狭窄地专注于反对自由贸易和倡导贸易保护的“经济”论断。所谓“经济”论断，是指这些论断从经济学家的严格标准出发，探讨某个特定的政策是否会增加总体的经济财富，这里的财富是按照（比如说）实际国民收入来适当定义的。围绕自由贸易和保护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实际上都聚焦于效益这个问题，即某一特定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着一国使用其有限资源来创造尽可能多的实际收入这种能力。这里的有限资源体现为诸如土地、劳动、资本之类的基本生产要素，而实际收入则反过来让国民获得更多的各种产品。
对“经济”论断提出批评的人经常指出，该方法中的财富标准太过狭隘地突出了物质性方面，排斥了其他更重要的社会性考虑。有鉴于此，大量倡导贸易保护的非经济论断也出现了，它们构成了贸易政策争论中挥之不去的一个特征。其中包括政治性论断（如，为国防目的而保护某个产业），还有其他旨在实现某个笼统的国民或社会目标的论断（如，争取某些产品更高程度的自给自足）。诸如此类的考虑或重要或不重要，但不会在这里加以探讨。经济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判定，为实现非经济目标所采用的各种手段（即政策工具）包含了多少相对成本，但经济分析对于确定这些政策目标本身是否可取，并不能给予多大的帮助。
在继续行文之前，我应当简要地讨论一下自由贸易具体指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术语并无统一的定义。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一般是指，不存在人为的障碍来限制货物的跨国交易，故此，国内生产商和消费者面对的产品价格跟世界市场确定的价格是同一的（当然，另可容许运输和其他交易成本）。这些价格反映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稀缺性或充裕性，构成了一种对国内厂商和家庭（也因此是对整个国家）的相应机会成本，因为世界市场总是按此价格在进行贸易。从实践上讲，自由贸易描述了民族国家对国际商业活动采取的一种政策，在这里，不存在贸易障碍，既不对外国产品的输入设定限制，也不对国内产品的输出加以控制。与此相反，当实施贸易保护时，政府的政策会歧视进口产品，而照顾国内生产的产品，通常是借助关税、数量限制或其他进口障碍，为的是保护国内生产商免遭外来竞争的冲击。这些贸易干预扭曲了国内生产商和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使得国内价格偏离世界市场上出现的价格。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54，370）在其皇皇巨著《经济分析史》中强调，重要的是应当“把自由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学说’的演进跟与其相关联的‘分析’的演进明确区分开来。”本书作为一部思想史，试图阐述经济分析如何支持或者瓦解了自由贸易学说，换言之，本书讨论的是与自由贸易“学说”相关的经济学“分析”。本书不是关于商业政策的经济史，既不会研究某个特定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具体贸易政策，也不会解释为何出现了这些不管是自由贸易的还是保护主义的政策。本书也不会探讨那个引人入胜实却截然不同的问题，即经济分析或者那些长期就此冥思苦想、往往又默默无闻的思想家们，是否对经济政策产生过任何影响。
由于几乎完全聚焦于经济分析的领域，本书关注的学说思想经常会从其产生年代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剥离出来。这样的处理方法有时候并不恰当，因为历史背景往往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文献的理解，不过，我在这里基于两个理由要作一辩护。首要的理由纯粹是为了方便起见。本书的内容必须要有所节制，以免篇幅大到难以收拾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也许就我的具体目的而言，理解学说思想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固然可以增加人们对于有关理念产生和传播的知识，然而，如果是为了评价经济思想和分析作为某种逻辑推论达到了怎样的水准并且是否站得住脚，那么，这种知识一般而言是并不需要的。为了赏识亨利?马丁1701年为自由贸易辩护所展现的卓越才华和独到见解，人们并不需要去了解17世纪晚期纺织品贸易竞争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同理，为了理解战略贸易政策理论背后的推论，人们也不需要专门了解1980年代围绕美国贸易政策而展开的那些政治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