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托起这个行业的水
“为村庄配备一个1000册规模的图书室，目标读者主要是青少年，需要多少钱？选配包装需要多长时间？”
——“建一个千册图书室需要1万元。我们有适合不同阅读对象的系统书目，有数百家出版社的3000多个品种备选书库存。资金到位后，我们可以用三到四天完成选配、包装，并发送到物流公司。”
“为每个班级配备一个图书角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前期工作？”
——“每班图书角70册左右，包括一个书架，共需1000元。我们常备适合小学不同年级阅读的图书角图书包，立即就可发出。”
“委托你们做图书选配发送工作，需要多少费用？”
——“全部书价的5%，如果建一个万元图书室，服务费用500元，一个千元图书角只需50元。”
“图书多长时间能够送到我们这里？”
——“晚一周可以送达接收县城。”
……
提出的问题可能来自天南地北不同的角落，需求也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为农村地区建公益图书室或者农村学校建班级图书角。回答问题的是北京的“公益图书中盘”，一个专门为中国乡村图书室的建设搭建的专业平台，提供书目服务、图书采购、藏书配置和物流运输的专业化非营利平台。
这个公益图书平台的发起人就是邱璐。
不走难过路
有个著名的段子：“我家门口有道沟，很难过。”接下来的一句是：“再难过，也得过。”而邱璐没有这么做，折转身，要去找一条不让自己难过的路。
她的读书经历和职业经历一直一帆风顺，北大研究生毕业，在中华书局工作5年后辞职，在科学出版社工作5年后再次辞职，分别是好的文科出版社和理科出版社。邱璐编的书获国家图书奖，年纪轻轻就赢得了这个行当里的荣誉，在单位也是个做得不错的中层负责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很难过”、“难过的不得了”。回述自己的职场经历时，邱璐反复提到了“难过”这个词。
“我非常非常喜欢编辑这个工作。我想做的，是那种学问型的编辑，做那种慧眼识才的事情，能够通过我的手，把人家抽屉里的好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流传于世的好作品。”邱璐娃娃脸，短发，那种中学生的发型，这样的脸上是看不出年龄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从她的嘴角荡起一波笑纹，把圆圆的眼睛挤成了两轮月牙，就像一个孩子，在吃一块很甜的糖。但是，做编辑的10年里，她吃到的这样的糖太少了，整天不得不面对的，是紧跟市场节拍追着利润走的教材教辅，是东拼西凑前后矛盾的“学术论文”，和整段整章从网上抄来的博士点“科研成果”……“我真的很难过。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虽然不缺钱也不缺地位，但我总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浪费了的，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的生命是浪费了的。进了办公室你看吧，一个个埋头工作，我们工作量压力大得很，而且每年都要加码，那真的是埋头工作啊——那些刚毕业的、鲜嫩嫩的孩子，每个人都低着头，每天都是在数那些字数，算我做了这些能拿到多少钱。我看《肖申克的救赎》，觉得我们的大楼，就是一个大监狱，我们都是里面的囚徒。我太难过了。”
难过的不只邱璐一个，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或多或少，每个人心里都一种东西跃跃欲试，但再一转念，想想收入、职称，想想房贷和未来就又忍了下来，在难过面前，总得找到自己的过法。发发牢骚，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再难过，日子也还是要往下过。邱璐也曾经试着调整自己，忍了一段时间，终还是觉得不可忍受，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不再难过的活法。
2007年年底，邱璐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的公益组织招志愿者，为农村地区建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我们希望一所乡村图书室能为一个村庄/学校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因为我们相信阅读能让人开阔视野，丰富生产和生活知识。”那时候，邱璐对公益完全不了解，但这事情跟书有关，自己也很认同这句话，就报了名，开始慢慢了解“天下溪”和“公益组织”是怎么回事。
“天下溪”是一个关注教育的民间公益组织，“乡村图书室”劝募城市白领给自己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早与邱璐接触的乡村图书室项目负责人说，她一个人无力应对巨大的需求，需要再找一名兼职或者更多的志愿者来配合。
“巨大的需求”这个说法，一开始让邱璐多少有些意外。她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每年都会接到新闻出版署要求捐书的通知，支持贫困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累积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那么，这个“需求”在哪里？“天下溪”做的这个事情，跟国家有什么不同？
国家捐书一般是捐给学校，一般的中心校有图书馆或者图书室，但规模较小的学校比如村小可能就没有，属于村庄的社区图书室几乎是个空白，这真的是一个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需求。“乡村图书室”是2003年由“天下溪”的志愿者梁晓燕、徐晓、王小平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致力于为改善乡村教育提供为基础的公共教育设施——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三千块钱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希望那些告别土地走进城市的人，除了自我发展，也能用这种方式回馈家乡。乡村不仅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赖以生存的食物，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这片土地上秀的年轻人，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才俊告别土地进入城市，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些村庄精英在进入城市自我发展之余，回馈亲人的方式可能有很多，“天下溪”做的，是邀请他们“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不仅支持到自己的家人，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身后业已远离、甚至是正在凋敝的土地，不仅要求你捐钱，如果是在村子里建图书室，还要求捐赠人先找到一间可以做图书室的房子，要求找到人兼做图书管理，还会邀请他们加入捐赠的过程，参与选书、整理、打包、发送、回访，这样带给家乡的，不仅仅是一个图书室。这本身就是一个公民参与、公民行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每个人都是行动中的一员，在用自己的参与反哺土地，回馈家乡，参与公共事务。
曾经有一个企业找到梁晓燕，要捐出300万元建1000个图书室，但她拒绝了。“我们希望这所乡村图书室是秉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建立的，不是给予，不是扶助，而是合作、共建和分享。”乡村图书室不仅弥补当地不足，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民建设的可用型的平台，这让邱璐看到了个体化的民间公益行为与大量的、集团化的国家行为的不同。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资源平衡，不仅仅是因为家乡缺图书室、缺书，如果只是讲规模比数量，别说1000个了，就是10000个也只是个数字而已，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邱璐正式进入乡村图书室的工作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5?12地震。几乎全国的公益组织都在动，“天下溪”联合其他与图书、出版有关的志愿者发起面向灾区的“千秋助读”，紧急募集了一批图书，赶在“六一”之前送到四川。
那一次，“千秋助读”一共在灾区设立了五十多个帐篷图书室，邱璐头一回做公益，没想到赶上了这么样的一件大事儿。她从单位请了假，全程参与，从在北京接收图书、装车皮发运，到成都后又负责分类发放。邱璐在成都，每天接待不同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团队，按他们的需求分拣图书，再由他们想办法把书送到灾民和孩子手里去。对中国民间公益和NGO原本所知不多的邱璐在短时间里接触了大量参与救灾的一线机构，地震之后百万志愿者、上千公益组织聚集到四川，环保、妇女、卫生、教育……紧急救援阶段不同的组织都在做近似的事情，热情高涨，人人投入，忙得不可开交，也乱得不可开交。面对那么大的一个事件，头绪那么繁多的需求，任何一个机构、一个团队都无法完全承担，很多的团队和个人形成一种接力的状态，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机构各负其责，像“天下溪”这类在北京有图书资源的在北京募集并运到四川，然后把信息发布出去，发布给那些已经在帐篷里开展工作的一线组织。叫第三部门也罢，叫NGO也罢，整个公益事业、公益行为就像是一个大拼图，不可能一家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希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合适也不专业，不同的机构和个人都像是这幅“拼图”里的一个部分，各有自己的专业和分工，拼成一个完整的图。
那时候邱璐还在出版社上班，回到北京接手了乡村图书室的运作，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志愿服务，暑假期间又请假去了一趟四川。这一次，她有机会去到了灾区一线，带了二十多位志愿者下到安置点亲手去建图书室。邱璐带着志愿者们在板房、帐篷或者农户的房子里，自己动手拆包、安装书架桌椅，她带的志愿者都是即将去国外读大学的高中生，需要有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邱璐愿意帮助这些即将远渡重洋的城市孩子利用这次机会，不是被动完成一样任务，而是真正接触到灾区，了解这片土地。
这一次真正进入灾区一线，接触到不同NGO组织，了解那些在帐篷和板房区开展工作的一线机构的日常工作和面对的问题，女性问题、医疗知识、儿童教育……需求很多，显然任何机构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由一个机构独力筹募所有的资源，应该有无数“天下溪”这样的机构为一线组织分别提供不同的服务，甚至，“天下溪”目前在图书和阅读相关议题所能提供的服务还是远远不够的……
每次去四川都是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太多信息和情感的撞击。刚刚经历了地震的灾区满目疮痍、余震不断，四川山高水急，通往汶川地区的路都是劈山建出来的，本来路况就差，因为地震和随后多次塌方泥石流多次被阻断，断了修、修了再断，人走的永远都是“刚刚修好的路”。一边的山坡偶有滚石，另一边陡峭的山崖下是奔腾岷江，走这样的路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不夸张。路上隔不多远就会有人值守，来往车辆只能分路段、分时段通行，在等待通过的时候，看着脚下奔腾的岷江，人变得特别易感，实在觉得孤独害怕的时候，邱璐就给单位的同事和领导打电话。“邱璐你快回来吧，我请你吃饭”、“邱璐你下次带上我的孩子一起去”，还有人幽幽发出一声叹息：“邱璐我真羡慕你，你好有勇气”。
转过年来，邱璐2009年年初向单位交了辞职信。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要离开这里，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