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目的性世界秩序的信仰
它的道德滑坡后果
忒拉德·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认为宇宙是一种进化，这一点对人类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他认为每一步进化都意味着复杂性的增加，这正是我们和他本人世界观的基础。但同时他也相信，从无机物到生物、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过程，原则上是注定和预先确定的，就像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Spengler） 相信人类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一样。
这些对立的观点对人类行为有相同的影响：两者都让人类觉得可以减轻对世界所承担的责任。有机进化要素，特别是突变和选择，像创造其他所有生命现象一样，也创造了人类精神。然而，这种被创造的精神却找到了方法和途径去屏蔽重要的要素——残酷的“保留性选择”。进化使人类直立，从高度象征意义上看，进化把人类带到了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随后就撒手不管了。“创造性选择”不再对人类产生影响，对它的探讨将在本书的第四章中进行，取而代之的是内部取向性选择，我们非常清楚，它将怎样把物种变化引入歧途。
从某种程度上讲，物种史意义上的创造性进化已经在我们的地球上停止。人类文化的发展总是越来越快，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如此高的速度，使得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其相比，基因和物种史意义上的进化速度可以忽略不计。人类文化发展给整个星球带来的改变，已快到让同行者完全无法“遵循”系统发育轨迹的程度，人类正受到严重威胁。
歌德称之为“生生不息、活跃的拯救力量”，今天只能借助人类的价值感知才能实现。此时此地，是否对有机生命进化过程做出“上升”或“下降”的决定，就成为人类的责任。没有价值感知，人类行为就会无拘无束，其后果既得不到惩戒，也不会被限制。
没人知道，人类物种史意义上的发展进化到底是否还将继续，但我坚信会的。尽管文化发展比物种史进化快10的数次方倍，但只要遵从类似的规律，人类文化就很可能有能力将种系演变控制在同一个方向上。在当今技术至上论的世界秩序中，这个方向看起来无疑会走向衰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人的存在将面临危险。
对所谓技术进步的误信
今天，虽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可能给人类带来危险，然而，仍有数不清的、为技术痴迷的人坚信每一项技术进步都必然带来新的价值。即使人们完全按照歌德的定义，把发展看作是诸多部分的差异化和层次化，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它更多的是针对文化发展，而非物种史发展。
价值的形成虽以发展为前提，但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一个技术至上的世界秩序中，发展过程不幸被狭义地当成了价值创造的全部。
对此，我们可以特别地做演示性说明，看看人们是怎样依照美国式的理解开发一片土地的：首先，销毁这片土地上所有的自然植被，然后铺上水泥，或者好在公园里铺上草坪；如果还有一块海滩的话，再用水泥砌起一道加固的堤坝，修直小溪的走向；或者如有可能，再让小溪从管道中流过，后再喷上农药，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给一个顺从并因被城市化而变得愚钝的消费者。由此可以推断，按照技术强迫症的思路，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某一特定过程技术性地实现，混淆过程和责任之间的关系，然后就付诸实施。这就变成了技术决定论的宗教信条，所有的一切，无论是什么，只要是可行的，就必须实现它。
这里，我说得有些夸张。然而，今天仍然有绝大多数人迷信，人类文明的进步必然以一种预先设定的方式带来价值的增加。
拒绝非目的性的世界秩序
很多人不能想象，宇宙中存在不受任何特定目标驱使的过程。因为我们注意到自己有不追求价值的无意识行为，所以就不愿看到有毫无意义的现象存在。歌德借浮士德之口，在目睹波涛汹涌的海浪时说：“什么使我恐惧而绝望——不羁元素无目的的力量”。当人类竭尽所能却依然面对无法影响的宇宙现象时，他的自尊心首先受到伤害，因为他觉察到，在宇宙万象中，无意义的占绝大多数，所以他担心，这种无意义仅从数量上就已经战胜人类想给事物赋予意义的追求。这种恐惧产生强迫性思维，即对一切发生的事都试图猜测其隐含的意义。如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Hartmann）所言：“人类不愿面对真实世界的残酷，以及它对人类的漠视，进而认为，活着反而没有意义。”在另一种场合，这位哲学家还说道：“这种遥不可及，也只能是揣测，赋意也许是人类的特权，并且人类用这种特权将自身带到一种无知的状态。”
矛盾的是，恐惧又使人类对非目的导向的、非预先确定的世界现象更反感；从认识论和目的导向的世界秩序的角度来看，人类自由意志可能被证明是幻想的观点是错误的。世界自始至终是确定的，这一没有矛盾和已被接受的观点，必然将人类的种种自由排除在外，还将他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轨道上，使其必然到达他的目的地。这种观点是对人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物种的否定。
目的性过程的三个环节
在宇宙中，终的确定过程仅存在于有机世界中。依照尼古拉·哈特曼对终极联系的类比分析，一种完全确定的事件链由交互作用的构架决定，可划分为三个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环节，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单元：首先，要确定一个带有时间节点的目标，就像对未来的某种设定；其次，是实现上述目标所用方法的选择，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倒推确定；第三，被选择的方法通过因果关系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作用，从而实现目标。
正如尼古拉·哈特曼特别强调的那样，总有一个步骤的“载体”、一个目标的“确立者”和一个方法的“选择者”存在。除此之外，“第三个环节”，即目标的实现通常还必须被“监控”，因为方法的选择可能会出错。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点出现对原轨迹的偏离，而必须通过新的方法来矫正。
尼古拉·哈特曼认为，信息载体和目标确定者可能总是有意识的，他说：“只有意识在起始阶段具有机动性，可穿越时间节点，可预设，可预测，可以选择方法并沿其穿越的时间顺序返回至‘初’状态”。在尼古拉·哈特曼发表此观点之后，生物化学、形态学和民族学研究发现了这种过程，它们肯定没有意识的陪伴，但在其特征性交互作用构架中却包含了所必需的三个环节。这种通过基因组确定的构建模式预设了一个新有机体生成的方式，完全相当于确定目标的环节；第二环节是目标的实现，而在此过程中，依据不同环境条件下具有的各种方法和途径，通过高度调控终完成构建。这无疑符合哈特曼所假设的三环节交互作用构架，显然比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行为过程层次要低。在这两个层级之间，存在有一系列无级差的动物和人类目的性行为——从盲目的探寻一直到复杂度极高的人类方法论意义上的行为。
事实上，一种生物的生理个体发育过程是一个纯粹的终极事件，即完成一个预定的计划。这种现象极易引发如下观点，即生物的物种史进化也是同样的，仅发展或进化的词义就很接近这个观点了。生物族谱树是我们都熟知的，它从单细胞生物开始，历经无数分支从低等进化到高等有机体，终结于人类为目标而加冕，这就是全部！在此，如果事后给按此轨迹发展的系统运行标上箭头，它就会提示，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的预先确定的目标，这听起来太令人类欢喜了。
试图诠释进化意义和方向的尝试同样会出错，就像很多深谙科学的人追求用从历史事件中抽象出的规律对其后续发展进行预测那样，有点像用一定的物理定律推演物理现象的发生。这种认为理论历史学必定与理论物理学有同样意义的观点，并非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就曾揭露这一观点的迷信色彩：毋庸置疑，人类的知识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但人类知识的增加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未来的历史走向也会如此。卡尔·波普尔在其《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无可辩驳地指出，不存在任何被赋予预测能力的认知机器，无论人脑还是大型计算工具，都不能预测人类自身的未来。所有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都会不断得到一个又一个的结论，而预测的本性丧失殆尽。卡尔·波普尔说：“因为这些论点是纯逻辑性的，适用于任何科学难题的‘预测者’，包括有交互影响的‘预测者’‘群体’。”
所有这些，既适用于种系进化进程，也适用于人类发展史。物种史也受到获取信息的决定性影响，它的信息获取虽在意义上不同于人类，但同样是不可预知的。微小的遗传变异意味着得到适合的信息，从而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系统进化进程。自从生命起源以来，生物界的演变之路就不会是被预先确定命运的。阿吉巴·本·约瑟（Akibaben Joseph） 有句名言，所有的一切都已存在过，历史的真实却恰恰相反：没有什么曾经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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