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明朗清冷的四月天，钟刚刚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快速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下巴紧抵着胸，试图躲避冷风，然而他的速度不够快，没能阻止一股打着旋儿的沙尘跟着他进门。走廊里弥漫着一股煮卷心菜与旧地毯的气味。走廊尽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大得过分而不适宜室内展示的彩色海报。海报上只有一张巨大的脸，一米多宽——脸的主人约莫四十五岁，胡须乌黑浓密，轮廓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根本就没想过坐电梯。即使在状况正常的时候，它也很少运行，更何况现在白天不供电。这种节约是在为“仇恨周”做准备。温尔顿住在七楼，今年三十九岁，右脚踝上方患有静脉曲张性溃疡。他爬得很慢，中途休息了几次。每次停下来，正对着电梯井墙上的那张海报中巨大的脸都凝视着他。海报设计匠心独运，当你移动的时候，那双眼睛亦如影随形。“老大哥正看着你”，下面的文字如是说明。公寓里，一个字正腔圆的声音正在播报一连串与生铁产量相关的数字。声音来自右手墙上一块形似毛玻璃镜面的长方形金属板。温斯顿调了下开关，声音略小，还是清晰可辨。这个仪器（也叫作电屏幕）可以调低亮度，但没法完全关掉。他走向窗户，本来瘦小纤弱的身体在蓝色的工作服——党员制服——的映衬下，显得更为单薄。他发色偏淡，面色红润、自然，皮肤则因劣质肥皂、钝剃须刀片以及刚刚过去的严冬而变得粗糙。
公寓外，即使透过紧闭的门窗，看上去依旧寒冷。楼下的街上，微弱的旋风卷起阵阵尘土与纸屑，在空中打着转儿。尽管阳光灿烂，天空湛蓝，可是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失去了颜色，除了那张随处可见的海报。那张蓄着黑胡须的脸从每一个角落居高临下地凝视着你。对面房子的正面墙上就有一张。“老大哥正看着你”，标题如是，那双黑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温斯顿。楼下街上还有一张海报，被撕破了一角，在风中啪啪作响，一会儿合上，一会儿展开，露出一个词“英社”（INGSOC）。远处一架直升机掠过屋顶，像只反吐丽蝇1一样在屋顶上空盘旋片刻，划下一道弧线后便疾飞而去。那是警察巡逻队，在窥探人们的窗户。然而警察巡逻队并不足惧，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的背后，从电屏幕那里传来的声音依旧喋喋不休地播报着有关生铁产量以及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消息。电屏幕可以同步进行信息的接收和发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略高于非常低的细语，都会被电屏幕捕捉到。不仅如此，只要停留在那块金属板的可视范围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能被看到。当然，你没法知道某个时刻你是否被监视着。关于思想警察有多么频繁或者用何种系统接入某个人的线路，都只是臆测，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每个人。但不管怎样，只要他们想，他们就可以随时接入你的线路。你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假想中，从习惯渐渐变成本能，你早已经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监听，你的每个动作都会被审视，除非是在黑暗中。温斯顿始终保持着背对电屏幕的姿势。这样更安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哪怕只是一个后背，也能泄露些什么。一公里外的真理部，他工作的地方，一栋白色的建筑高高地立在一片污秽之地上。这——他带着一丝隐隐的厌恶感想到——这就是伦敦，一号机场城的首要城市，而一号机场城是大洋国人口稠密的第三大省。他绞尽脑汁儿地回想一些儿时的记忆，想知道伦敦是否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那里是不是到处都是破旧的十九世纪老房子，墙面不得不靠木架支撑，窗户用硬纸板糊着，屋顶上盖着波纹瓦楞铁皮，残破的院墙东歪西倒？被轰炸过的地方，空气里灰泥粉尘肆意飘荡，废墟堆中野草枝蔓丛生。在那些被那炸弹清理出的大片空地上，冒出了许多像鸡舍一样的肮脏的木板屋。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可是没有用，他完全想不起来了。关于儿时的记忆，什么都没留下，除了一帧帧明亮而没有背景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大多数也模糊难辨。真理部——官方称为“真部”——一眼望去，与视野里的其他东西迥然不同。这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混凝土闪闪发光，整个建筑拔地而起，层层叠叠，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望去，党的三条标语以优美的字体镌刻在真理部白色大楼的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上有三千个房间，地下也有相应的附属建筑。伦敦城中，还散落着另外三座在外观和规模上与其相仿的大楼。它们使周围的建筑相形见绌，以至于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你能同时看到这四座大楼。政府机构被划分成四个部门，而这四栋大楼正是这四个部门的所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以及美术方面的事务。和平部负责战争事务。仁爱部主管法律与秩序，而富裕部则负责经济事务。它们在新话中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与富部。仁爱部是个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整栋大楼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进过仁爱部大楼，也没有进入过其半公里范围之内。除了因公往来，那个地方是禁止旁人进入的，而且进入的时候要穿过重重密布的铁丝网、一道道钢门以及隐蔽的机关枪阵地。甚至在通向其外围屏障的街上，也有凶神恶煞的警卫巡逻，他们身着黑色制服，手持。
温斯顿忽然转过身来。他已经换上了一副安详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屏幕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走向狭小的厨房。在这个时候离开部里意味着牺牲了食堂里的午餐。他意识到厨房里别无他物，除了留作明天早餐的一大块深色面包。他从搁板上取下一瓶无色的液体，白色标签上印着“胜利牌杜松子酒”。就像中国米酒那样，这种酒散发出一股变质的、油腻的气味。温斯顿倒了差不多一茶杯，硬着头皮，像喝药那样一口气灌了下去。霎时间，他的脸变得通红，泪水流了出来。这玩意儿就像硝酸，不仅如此，喝下去的时候感觉就像后脑勺被一根胶皮棒猛地打了一下。片刻过后，腹部的灼烧感退却了，世界开始看起来变得美好了。他从一个皱巴巴的印着“胜利牌香烟”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粗心地竖着举起来，结果烟丝撒落一地。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多了。他回到起居室，坐在电屏幕左边的小桌子旁。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四开大小、有红色封底和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空白笔记簿。
不知为何，起居室里电屏幕的所处位置不同寻常。它并没有像通常那样被安放在房间的端壁上，那样整个房间都在它的可视范围内，而是安放在正对着窗户的那面较长的墙上。在电屏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凹处，温斯顿现在正坐在那里。也许当初修建公寓的时候，这个凹处是用来放置书架的。坐在凹处里，身体尽量往后靠，这样温斯顿可以脱离电屏幕的视野。当然，他还是能够被听到。但是，只要保持目前的姿势，他就不会被看到，一部分由于这个房间的特殊布局。他想到了他现在打算做的事情。
不过这也是因为他刚刚从抽屉里取出的那个本子，令他想到了。这个本子纸质细腻光滑，因为年代久远而略微发黄，这种纸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他估计这个笔记簿的年代更为久远。他是在一家肮脏的小旧货铺的橱窗里发现它的，那家店铺位于城里的一个贫民区（具体哪个区他记不起来了）。他当时就产生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想要得到它。照理说，党员是不会到那种普通商店去的（那里也称作“自由市场”），但是这个规定也不是特别严格的，因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诸如鞋带、剃须刀片，没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他快速地瞥了瞥街道两端，然后溜进铺子，花两元五角将它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特意地想为什么把它买下来。他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像做贼一样把它带回家。尽管里面什么都没写，但是拥有这样的笔记簿还是比较危险的。他将要开始做的事便是写日记。写日记并不违法（没有什么事情是违法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但是一经发现，就有理由被处以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的劳教。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附着的油。这种钢笔已经过时了，甚至连签名时也很少用到。他偷偷摸摸，很是费了些气力才弄到这么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种精美细腻的纸张得与真正的钢笔尖搭配使用，而不是拿墨水笔划拉。实际上，他并不习惯手写。除了极简短的便条，通常都是直接向述录器口授。当然，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并不便于使用述录器。他拿起钢笔在墨水里蘸了蘸，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一阵战栗传遍全身。随后果断地落笔。他以小号笨拙的字体写道：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