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在世界文明史上，先后出现过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等，这些古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他文明。而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了下来。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千古传承、不断丰富发展而没有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典籍，其数量举世罕见。这些经典，让中国古圣先贤的圣贤教育代代都能培养出圣贤君子，使得中华民族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都后继有人，让传统文化的薪火始终不灭。这些经典，不仅让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蒙受福荫，也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给世界人民带来和谐安定。
在我国历史上，就曾经有这样一部书，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盛世”，而且还远渡重洋，被日本天皇和臣子奉爲圭臬，创造了日本历史上的两朝盛世。然而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却在我国历史上因爲失传了一千多年，一直鲜爲人知。这部书就是——《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馀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二十万卷，设立“弘文馆”，即爲国家藏书之所，亦爲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 “或至夜分而罢”。每当朝廷议事之后，唐太宗便延请衆人同入弘文馆，向衆贤士请教治国良策，以爲日后施政良方。
儘管诸贤士日夜在弘文馆轮值，但是也并非时时随侍在太宗之侧，而且古代经典卷帙浩繁，很难遍览，即使是遍览群书，也恐有不得其精要的遗憾。太宗有感于此，故而産生编撰《群书治要》的想法。对此，《新唐书?萧德言传》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彙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馀万言。书成，如魏徵于序文中所説，实爲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爲劳也，不亦大哉！（见《全唐文》）”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馀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閲读《治要》的感受説：“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爲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
此外，按照宋代王应麟编撰的《玉海》引用《集贤注记》一书上记载：天宝十三载十月，敕院内别写群书政要刊出。另外，在李蘩《和邺侯家传》里面也提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而可。’对曰：‘“昔魏徵爲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可见，唐朝的人对这本书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的。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爲圭臬，成爲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根据日本岛田翰著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八三八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録》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乾符二年，即公元八七五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至唐僖宗时，日本清和天皇仍然“与大臣共研读之”。据考，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相当元大徳九年，即公元一三零五年）二月十八日，《群书治要》“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可见此书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受到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因此，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就説道：“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八三四-八七六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
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公元一七八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十三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一六一六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的不多。一七八一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一七八六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宽政八年（公元一七九六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中土。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后带回国交由吕效祖先生点校，先后出版了《群书治要》点校本和《群书治要考译》。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勳曾爲该书题词：“古镜今鉴”。
爲了让这一罕见的治世宝典利益当今世人，这次我们将此书进行了注释和白话翻译，并补録了亡佚的三卷，以便于当前人们学习。
《群书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邦的经验彙编，是中华先哲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相信一定能够爲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以铜爲镜，可以正衣冠；以史爲镜，可以知兴替；以人爲镜，可以明得失。”研读《群书治要》，可以达致“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民”学可以齐家的效果。愿我辈同仁，共学此书；愿古圣先贤之教诲，利益世人，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