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穀梁传》的来源和作者
《穀梁传》的全称是《春秋穀梁传》（或简称《穀》、《穀梁》），也曾叫作《穀梁春秋》。“穀”之简体字或为“谷”，因此在简体字的文本中，也常简化成《谷梁传》。它和《左传》（即《春秋左氏传》，或简称《左》》）、《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或简称《公》、《公羊》）一样，都是为《春秋经》（或简称《春秋》）作传，而《左传》详于记事，《公羊传》、《穀梁传》则重在释经。
《穀梁传》的来源和作者问题是一个难解之谜。
《穀梁传》一书的著作权应该归给谁呢相传《穀梁传》刚流行于世时，本不见诸文字，到后来才被著于竹帛写录成书的。前人的做法，都是把其著作权推给早先“为经作传”(或是“传其学”，即传经者)的穀梁子；这种做法比较合理，但也可能是因为：如果把著作权归于“写录成书”的人，不但会因此而降低《穀梁传》的学术地位，也会因“写录成书”的人已不可考，搞得《穀梁传》一书没有作者可言。其实，“写录成书”的人既然把穀梁子的姓氏作为书名，说明他已默认著作权应推给穀梁子了。
但是，《穀梁传》的作者果真是穀梁子吗这个问题极难作出回答，《穀梁传》的来源也因此成为问题。对此，本章拟从四个主要方面具体阐述这个问题，并提出笔者的粗浅看法。
第一节 《穀梁传》的来源问题
《穀梁传》在唐代的“九经”和宋代的“十三经”中，也都被列为“《春秋》三传”之一。所谓“传”，就是阐发和解释经义的意思。它和《公羊传》，确是以阐明《春秋》的“微言大义”为目的，相传均是子夏私相传授的。很明显，如果《春秋》中不含“微言大义”，《公》、《穀》之书就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可是，关于《春秋》的文义问题，由于缺少真实可信的史料依据至今还是纠缠不清的。所以《穀梁传》的来源问题，很难说清楚。笔者认为，《穀梁传》很有可能是源于子夏所传的《春秋传》，但决不是一部子夏口传的《春秋》经义实录。《穀梁传》很可能源于孔子弟子子夏所传的《春秋传》。这里的《春秋传》，史无此书遗世，特借指有关传说中子夏秘传的“微言大义”的总和，可以说乃是一部徒有虚名的文本典籍。其实，关于《穀梁传》的来源问题，以往的史料记载也都不甚明确。比较历代学者有关本问题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
一是子夏所传说。这种说法最流行，因为它的前提就是早已成定说的“《春秋》为孔子所作或所修”和“孔子秘传《春秋》经义给自己的高徒，其中唯子夏有经传于世。”并以《穀梁传》研究的权威著作——《春秋穀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为代表。此说观点：《穀梁传》是孔学传人子夏的门徒穀梁子所作的，所以《穀梁传》就是子夏所传的，也可以说是孔子所传的。
二是战国时人(可能是穀梁子)杜撰说。这种说法是近代疑古思潮下的产物，在崇圣尊经的时代里没有出现过。此说的先行论据就是怀疑或否定孔子作《春秋》以传“微言大义”之说，并大量援引《左传》中的史料推证《公羊》、《穀梁》所讲的全是仅凭己意牵强附会、自圆其说；同时，还举出不少《公羊》和《穀梁》自相矛盾的地方，从而得出结论：它们不是孔门传给后世的，不可能同出子夏，而是战国时人杜撰出来的。持这种意见的大多是《左传》学的专家，主要侧重于运用史料的考证来澄清史实，可以近现代的顾颉刚、杨伯峻、胡念贻等人为代表。
以上两说孰是孰非，委实无法定论。很明显，《穀梁传》的来源问题不好解决，就在于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问题还不能完全搞清楚。不过，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正因为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才使后世学者也可以在比较自由的范围内申述自己的意见。对此，笔者也想借此谈些不成熟的看法。在此除了认为上古发达的史官文化和“孔子作《春秋》”之说均是《穀梁传》重要的来源之一以外，也想进一步说明《穀梁传》是源于子夏《春秋传》的。先简要试论如下：
首先，一些史学家认定《春秋》中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是没有根据的。诚然，依靠所有现存的史料还很难断定《春秋》就是孔子的著作。但是，从现有的学术成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一方面，《春秋》与孔子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春秋》是从周代（主要是鲁国）的旧史中删定出来的。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1、孔子很可能对旧本《春秋》作过一些整理、解释和个别文字订正等删修性的工作；2、孔子对《春秋》一书可能有着自己特别的见解，类似于今天的“读后感”之作，主要是再按一种有目的的“义例”，即赋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来编撰和讲解《春秋》的。
其实，不论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应该会有它的记事体例和对史实的褒贬，即使不便直书而隐约其辞，也应该是稍加探索而即可明其真相的。例如鲁桓公“薨于齐”一事，三传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说明，证之以《诗经齐风》中的《南山》、《敞笱》、《载驱》，就可以真相大白。而这些褒贬的体例是不能在史书上明文的，撰史之时因约定俗成而众所皆知；时过境迁了，如果无人把它传承下来，就很难读懂前人所记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说《穀梁传》有承传前人撰写《春秋》所规定的“义例”，是无可非议的。话说回来，《春秋》作为上古时期寥寥无几的名作之一，很可能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学习和研究它；孔子作为一代名师，以传授六经为要务，自然也会把前人修撰《春秋》的体例传给后学，说他把自己对《春秋》的理解秘传给弟子恐怕也不会失真。可以进一步大胆推测：《春秋》是孔子手上修定的；孔子仅把删修的旨意(即用字的褒贬和褒贬的用意等“义例”)秘传给得力的高徒，不敢公诸于众。因为，《春秋》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而记事极为简单，大多是点到为止，这是不能用当时书写工具落后来说明问题的。它既是删定之书，就不可能是为了记史而记史，说它在记史之外别有寓义，也是合情合理的。此外，距孔子时代未远的战国学者早就相信此说，并辑作《公羊》、《穀梁》以传后世，如果他们不是欺世盗名之辈，他们的所作所为当是孔子口传“微言大义”之说最有力的证据。因此，我们应当把《春秋》也当作经书来看待，才能还它的本来面目。当作经书，就不能否认其中有“书法”、“义例”的存在。
但是，《春秋》里面并不是几乎每一条都表现了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的“微言大义”其实也不是如两汉以来的《春秋》家所鼓吹的那样神秘怪异、玄奥繁杂。从《公》、《穀》传文中也可看出，《春秋》并非每条经文都可以讲“微言大义”的。顾颉刚先生1925年有答钱玄同书，扼要地提出《春秋》并不“处处有微言大义”，“《春秋》为鲁史所书，亦当有例。故从《春秋》中推出些例来，不足为奇”，不失为恰当之论。可是，究竟是谁最早从《春秋》里“推出此例来”呢？一般认为，从《春秋》里寻找“微言大义”，开始于战国时期；那时，《公羊》和《穀梁》已开始私相传授。按此说法，即以为《公》《穀》之书完全是后人杜撰而成的。其实，既然我们肯定《春秋》原有旧史书之例，就不应否定它还有删定者的“书例”，更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些“书例”会为后世所传习。《公》、《穀》之书专讲“微言大义”，一定源有所据，不可能全凭牵强附会杜撰出来的。这些从《公羊》、《穀梁》的传文中都可以看得很明白。具体理由拟将在后面的专节中加以述证。
其次，《穀梁传》不可能是某个学者假托圣人的名义凭空捏造出来的。它如果不是子夏《春秋传》的一种传本，就很有可能是后人根据子夏所传的文本重新编撰而成的(这里并不排除其作者还参考了别种《春秋传》文本的可能性)。笼统地说，它很可能是源于子夏的《春秋传》。先试论如下：
(一)、子夏口传《春秋传》于后世的说法，是较为可信的。这可以从前代的记载中找到证据。但是，孔子对于《春秋》的理解，在他现存的言论中没有明文；据说是秘传给个别弟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说，相传孔门弟子前后共三千人，而学德俱优，兼通六艺者只有七十二人，其中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子夏成绩特别卓著，号为孔门十哲。他们学成以后，散居四方，各立门户，祖述孔子的学说。然而，孔门弟子所传的《春秋》经学，后世多无从稽考，据说只有子夏一人有经传于世。如宋人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就认为：
孔子弟子，唯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当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
对此，清代钟文烝《穀梁补注》所引《孝经钩命决》更进一步指出：“然则得《春秋》之真传者，必在卜氏之门矣。”卜氏，即卜商子夏。此外，前代有关《公》、《穀》的注疏之作，也大多相信子夏有经传于世，这些在后面都会提到。
(二)、《公》、《穀》的作者大讲“微言大义”，一定是确认有孔子秘传给子夏的《春秋传》。他们距子夏的时代很近，如果所信无据，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真是宛如痴人说梦。从他们在传文中所露的才华看，不象是那等无聊好伪之徒。而后世学者却以为他们“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穀梁》尤甚焉”，所以否认《春秋》中隐含着“微言大义”，以为《公》、《穀》中的“经义”是其作者挖空心思发挥出来的，并不是子夏所传的。
诚然，它们的经义有不少牵强之处，但是并不足以肯定“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倘若《公》、《穀》都是牵强附会出来的，更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为事实上这“凭空撰语”非但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不仅口耳流传百年不亡，而且刚写定成书之后便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并相继成为官学，甚至是双双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文化典籍的一部分得以千古流传。莫非古往今来的学者都看不出它们杜撰的破绽，以致不能及早把它们拉出经学的殿堂看来，它们的内容决非全是“妄为解说”、“无中生有”，而应是源有所据，更可能是前代所传的。
(三)、可以认为，《穀梁传》和《公羊传》是同源异流、同本异末的两部著作。一方面，《公》、《穀》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蓝本。除了两传的体例均为问答式的解释体和所据的《春秋经》文本基本相同以外，据笔者考证，《公》、《穀》文中许多含有叙事成份的，所述内容大同小异，可起互补互证的作用，并不自相矛盾。如僖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一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穀》有经文不立传的约一千一百三十条，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公》、《穀》同时不立传的就有一千零四十条左右，且同样两条以上连续无传的有九十五处之多。此外，《穀梁》和《公羊》各自独有传文的，分别是二百六十三条和九十条，所占的比例极小。
另一方面，从《穀梁传》本身看，传中阐述经义，多引前人之说。前代传经者的语录，计有“尸子”(隐五年、桓九年)、“穀梁子”(隐五年)、“沈子”(定元年)、“公子启”(僖二十八年)、“蘧伯玉”(襄二十三年)、“孔子”(桓二年、十四年，昭四年，定十年，成五年；僖十六年，哀十三年)、“君子”(成二年)等经师的说法；有引作者以前儒生说经的书传共十处，即“传曰”(隐四年、庄二年和三年、成九年和十三年、襄三十年、昭元年、文二十二年等)；还有作者师说以外的传闻十余处，即“或曰”(隐二年和八年、桓二年和八年、庄元年和三十一年、僖元年、文三年、成二年、昭十八年和二十五年、定九年等)。《公羊传》阐述经义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引论看似道听途说，实可算是博采众长，有超越师承择善而从的严谨态度。它们的存在，无疑是《公》、《穀》本源相同的一个巨证，似乎也可说明《穀梁传》成书之前还参考了前代诸“子”有关《春秋》大义的言论。
(四)、《穀梁传》“源于子夏《春秋传》”的说法基本可信。虽然已无先秦的史料以供考证，但是，离先秦未远的汉人都笃信此说；自从唐人杨士勋《春秋穀梁传序疏》明载“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门”以后，清代中期以前的学者也极少有对此产生怀疑的。即使有些学者怀疑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门的说法，可按清代钟文烝《穀梁补注论传》所论“盖穀梁受业于子夏之门人，因遂误以为子夏门人”，《穀梁》也还是子夏所传的。其实，只要作传者有大部分参考子夏所传的《春秋传》，就可算是源于子夏了。而从可证《公》、《穀》同源的材料进一步分析，《公》、《穀》二传很可能都是以子夏所传的《春秋传》为主体加以改编的。正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才改“同出子夏所传”的说法为“源于子夏《春秋传》”的特定说法。至于，那些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的学者，因为他们所持的论据并非坚强有力、无可争辩，所以我们只能吸收其中的合理成份并入也许是更合理的说法中。这些在后面的章节都会加以说明。
还应当声明一下，肯定或倾向于“《穀梁》源于子夏《春秋传》”的说法，也并非认为《穀梁》是子夏所传《春秋》隐义的实录。由于《春秋》经文，本源于旧史，其文外之义仅在孔门师徒间秘相口授；《穀梁》在写定成书之前，曾长期流传于众经师之手。所以，今天所见到的《穀梁》，其所传之义仅有部分合于《春秋》作者的本意。倘若其本意是由“书法”、“义例”而见，则所谓“书法”也应包括四部分：其一、周代史官(主要是鲁国)的书法；其二、删定《春秋》使之由史变成“经”并传解“经义”者(相传是孔子)的书法；其三、由师承或揣测而作《穀梁》传文者(可能是穀梁子)的书法；其四、流传过程中历代著名传经者补录的书法。因为，它不止源于子夏，根源是周代史官和删定者创制的书法义例雏形，但同时又是这些书法义例雏形因流传久远所导致的变异和发展。其中，子夏所独传的《春秋传》，很可能就是《穀梁传》最主要的来源。
以上观点是笔者针对前面所提两种传统权威说法中不合理的地方，加以修正后所得出的带有一定假设性的推论。由于这个来源问题的推证，涉及到《春秋》的书法和《穀梁传》一书的真伪、作者、成书时间、早期的流传、传经特色、蕴含思想等许多方面，所以本问题的探讨尚有待于对其它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才能得到更理想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