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礼》的作者及书名中“礼”的含义
《周礼》是现存《十三经》中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瞭解和熟悉《周礼》，不仅能加深对中华民族的不平凡的昨天的认识，而且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坚定爱国信念，满怀豪情地展望中华民族灿烂的未来。?
第一节 《周礼》的作者
《周礼》一书的作者，早在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就成为一大疑案，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激烈争辩。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圆满的结论。引起纷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周礼》一书流传较晚，据有关史料记载，《周礼》是汉武帝时代在山岩石壁中被发现的。它被发现后，卽被献入汉祕府，未曾公之于世。到汉成帝时，才达通人的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祕书，《周礼》才正式公开。刘歆是最早提出《周礼》的作者的学者，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作。之后，经学家郑玄注释《周礼》也赞同刘歆的说法，他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唐代著名的注释家孔颖达、贾公彦也都一致认为《周礼》是周公所作。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也沿袭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尚有一些疑点，经不起后人的仔细推敲，首先是《周礼》中的官职名称、公田的大小跟周初的实际情況不合，其次是文字风格也与当时的实际不符。因此，有不少学者对周公作《周礼》持异议，有人甚至怀疑不是周公之作，而是刘歆伪造的。清代学者康有为力主此说。康有为怀疑《周礼》是刘歆伪造的说法证据不足，破绽明显。因为早于刘歆的《大戴礼记?朝事》已记载了《周礼》中的“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职方”等职文，刘歆是个才智过人的学者，不可能疏忽到有文在前而后伪作，況且《周礼》中有关礼仪的记载也与当时流行的《仪礼》、《礼记》多有不同。如果《周礼》是刘歆伪作，为什麽不弥合这些裂缝，让人有把柄可抓呢？这些都是解说不通，难以使人信服的。在排除《周礼》旣非周公之作，亦非刘歆伪造的同时，又有人提出更新鲜的看法。清代学者毛奇龄、皮锡瑞认为《周礼》出自战国时人之手。这实际上是东汉何休的“六国阴谋之书”的翻版。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帝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的记载，由此并根据其他书的一些记载，而认定六国时已有此书。这种说法的附和者颇多，有人进一步把齐国的文献《管子》与《周礼》作对比，从其中的什伍组织，授田制度“足甲兵”的法令与《周礼》记载的相似中，断定《周礼》是战国时齐人的作品。这种从类比中得出的结论仍有不少疏漏。第一，战国时代早已有了铁器和牛耕。如《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而《周礼》中尚未提到铁器和牛耕。第二，战国中期以后文献中的语言数的表示与《周礼》的数的表示有明显的差别。战国中后期文献中，表示整数和零数的关系已不用“有”字，而《周礼》中表示整数和零数的关系，都在整数和零数之间加一个“有”字，这种数的表示法，据一些专家考证，是春秋中期以前才有，今人朱谦之、洪诚据此认为《周礼》成书当于西周宣王中兴时代，最晚不会晚于东周惠王后（参见朱谦之《周礼的指导思想》，洪诚《读周礼正义》。近年来，有些学者鉴于西周制度不见于文献记载，从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得的只是一鳞半爪，依靠先秦文献《左传》、《国语》作为旁证十分有限，为了摆脫传统的注重考证的研究方法的束缚，着眼于《周礼》的思想体系的研究，从《周礼》一书中所反映的阴阳五行思想，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来推定《周礼》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汉高祖和汉文帝之间，而且出自一人之手（参见彭林《周礼的指导思想与成书年代》）这种从《周礼》的思想体系出发，探求并弄清《周礼》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确有可贵之处，但上古文献终究是上古文献，要想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礼制等作出全面的系统的规划，无疑是困难的。而且《周礼》一书中还存在一些互相牴牾的地方，要出自一人之手，并非易事。可能性也不大。从《周礼》所表现的思想来看，固然与汉初相合，然而哲学思想的形成总是有它的源头，而源头与其盛行之时，其间有一个漫长的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实践中的表现与形成于理论而见之于文字中有先后的分别。汉初盛行的哲学思想，追溯它的源头，当在几百年之前。因此，完全撇开传统的考证方法，单纯地从一书中的思想进行推论，将有悖实情，不可能使人心悅诚服。?
《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争辩，持续了一千多年，可谓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看法。但由此可看出《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是一个悬而未決的疑案，解決这一悬案是《周礼》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虽未进行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但从诸家的看法中受到一些启示。笔者以为，要考察《周礼》的作者，不仅要考证《周礼》中的职官，文字形态，语言风格，剖析《周礼》所表现的思想，而且应该了解《周礼》流传的历史背景。考察《周礼》的职官，文字形态语言风格及《周礼》的思想方面的工作，不少专家学者已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至于从《周礼》流传的历史背景中探讨《周礼》的作者，虽然微不足道，然而小中亦可见大，说不定可探出一些有关作者的眉目。?
《周礼》一书是汉初发现，汉成帝时代流传的。假定《周礼》是周公所作，从西周到汉成帝已历千年之久，其间跨越了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王朝和汉初的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代。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千年之后才得以流传，确实值得怀疑，而且“敏而好学，信而好古”竭力推崇周公的孔子在谈论礼制时也只言“夏礼”、“殷礼”。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见《论语?八佾》）。（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够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商朝的礼，我能够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并未提及《周礼》。那么，春秋时代是否有《周礼》的存在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一些学者的猜测，要弄清楚这一连串的疑问，须考察从春秋时代到汉初的历史背景。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动荡时代，各国诸侯互相争夺吞并，征战频繁，把战争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虽然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曾经出现过为文人所啧啧称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种瑰丽多姿的美景，犹如七彩闪电，瞬息卽逝，蚕食鲸吞的诸侯战争的烟雾淹没了文化人的美好的憧景。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中受到最大冲击的莫过于儒家思想，一些学者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纷纷著书立说诋毁和贬低儒家学派。如著名的思想家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把它列为“五蠹”之首，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为了推行儒家思想，实行他的政治主张，曾四出奔走，周游列国，结果到处碰壁，劳而无获，被人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最后，无可奈何地发出“礼崩乐坏”的慨叹。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也曾多次奔走于齐国和魏国之间，竭力宣扬儒家的“仁政”，都是以失望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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