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表现，“礼”和“文明”不可分割。中国自古以来既有文明，又重礼节，所以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中国，“礼”一直是古代贵族子弟和一般士人的必修课程，进退揖让、长幼尊卑之道，必须了然于胸，方不愧“知书达礼”之誉。在古代典籍中，从先秦的“六经”到宋代的“十三经”，“礼”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传统的一切都有“礼”的影子。大至改朝换代，小至友朋往来，都讲究一个“礼”字，无“礼”则名不正、言不顺，事不可成，人不成人。《诗经?墉风?相鼠》一诗这样写道：?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诗的大意是：看老鼠都有皮有体，人却没有容仪礼节；人如果没有容仪礼节，不去死还做什么呢？诗以鼠之有皮有体与人之无仪无礼相比衬，说明无礼之人连老鼠都不如，与其生，不如死，讥讽之意是极为明显的。
在文明社会，“礼”之于人生至关重要，不知礼常要受谴责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历史上，因无礼而惹麻烦的事例比比皆是。《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时经过曹国，曹国国君共公听说重耳腋下肋骨连成一片(旧称“骈胁”)，很好奇，就在重耳洗澡的时候去窥探他。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后来重耳回晋国当了国君，在晋楚城濮之战前攻下曹国，历数曹君种种罪过，实际上也是报复曹君当年偷窥骈胁的无礼之举。又如，管仲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很著名的政治家，他帮助齐桓公建功立业，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就此而言，管仲称得上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贤臣”。但在“礼”的方面，他却有僭越不检的地方。根据“礼”的规定，诸侯为了区别内外，可在门内树立小墙（也叫“塞门”、“萧墙”），大夫为了区别内外，只能用门帘。管仲身为大夫，却居然也有“塞门”。这是他第一个越礼之处。第二，诸侯在举行宴会的殿堂上建有用来放置酒器的土筑的平台（古称“反坫”），大夫则不能有，可管仲偏偏也有这玩意儿。因为这两件事情不够检点，孔子便给了管仲一个“一分为二”的评价。孔子一方面认为管仲帮助桓公，不以武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功甚伟，不由赞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给予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认为“管仲之器小哉!”“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语气口吻，对管仲是一百个瞧不起。世称贤臣的管仲，本来是百分之百的流芳千古，却因为他不知礼，或者知道礼的规定却不遵守它，所以在礼学大家孔圣人面前，便不得不大打折扣，这对管仲的美名无疑是一种不良的影响。
与此相反，因有礼而受福的故事也是常有的。《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晋鞌之战，齐军因骄傲轻敌，打了败仗。齐军败回国都临淄时，有一女子挡道，问齐军将士：“国君没事吧？”将士告诉她国君安然无恙。那女子又问：“锐司徒（主管锐兵的官吏，即那女子之父）没事吧？”将士回答：“没事。”那女子说：“如果国君和我的父亲都没事，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说完就走开了。后来齐侯听到这件事，认为这女子先问国君后问父亲，符合君臣大道，很懂得礼，就把石窌（今山东长清县东南）这个地方赏赐给她作为采邑。又如《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孔融四岁的时候，每次和他的兄长们一起吃梨，孔融总是检小的吃，大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年纪小，理当吃小的。”孔融因此被认为“幼有异才”，“孔融让梨”的故事也被传为千古佳话。
总而言之，在中国这个“礼义之邦”，懂不懂礼、讲不讲礼，是影响人们事业成败声名好坏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是这样，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那么，“礼”这个很“文明”的东西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在社会中又有哪些具体的功用呢？
概而观之，礼之所以要产生，应当是出于文明发展的需要，因为礼可以调节人的主观欲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规定和制约人的行为，使得人们接人待物，进退揖让，都有规可循，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使社会长治久安，稳步发展。
就具体礼仪而言，它们大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在婚丧嫁娶、祭祀娱神以及生产劳动、日常交往中逐渐形成一系列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约定俗成，是当时氏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后来人们把这些风俗习惯加以总结改造并在形式上条文化程序化，便形成了各种礼仪。比如在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成年时有举行“成丁礼”的习俗，这种习俗到了阶级社会便形成贵族青年进入成年阶段所必经的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即“冠礼”。又如，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每从事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往往先由族长主持一种仪式，以鼓励氏族成员齐心协力完成劳动任务，或者祈祷农事顺利获得丰收。这种习俗后来便发展成为所谓的“藉礼”——一种由天子主持的春耕生产活动。“藉”字古文即作人踩耒而耕之形，就是一种农耕动作。典籍记载周天子在举行“藉礼”时要带头“耕一坺”，现在一些重大的建筑工程在举行奠基仪式时，先由部门首长或重要人物挖几铲土，似乎也与这种仪式相契合。
因此，许多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这种说法大约是不错的，只是由于材料的缺乏，某些礼仪的具体的形成过程我们不甚清楚罢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各种礼仪之最后的条文化和程序化，肯定是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改造。旧传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实际上就是对礼所作的加工改造的工作；说礼是周公、孔子“创造”出来的，乃是后人对“圣人”的景仰崇拜所致。?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礼”字本作“豊”，从壴（像古代的鼓形）从珏。“鼓”和“珏”都是宗神之物，后加“示”也表示与鬼神福祥之事有关。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是汉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它们犹如一颗颗活化石，蕴含着许多远古文化的奥秘。通过对汉字字形的分析，我们可以捕捉到远古文化的内在信息。“礼”字的构形部件均与鬼神有关，所以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从祭祀鬼神的活动中产生，后来才移用于人事。我们觉得“礼”的内容很广泛，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某些礼仪的产生自有其各自的渊源，未必均由事神转移而来，“礼”源于事神之说有其偏颇之处。但我们并不因此否认这种观点的重要价值。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人们对事神之礼不敢随便敷衍，礼仪活动必须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影响所及，其它一切礼仪活动也逐渐就变得庄严神圣起来，这对人们重礼观念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礼的功用与目的，无外乎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让世间君臣父子长幼尊卑善恶美丑男女内外正邪雅俗公私物我各有一个标准，使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分门别类纳入各自的轨道，各行其是，有条不紊，使社会结构复杂而有序。在阶级社会里，礼仪制度对于巩固等级观念、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古有“礼治”一词，意谓“礼”可以治天下。如果人人都懂得礼，那么长幼尊卑、友朋往来、进退揖让等方面均能循规蹈矩，大家各安其位，天下便通泰长安了。所以《礼记?经解》上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古代又有“礼防”一词，意谓“礼”之禁乱，犹如防（堤坝）之止水，语亦出自《礼记?经解》：“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之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背叛）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亦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由上面所引来看，“礼”的作用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它是野蛮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文明社会继续保持文明秩序的一把金钥匙，一种不可缺少的规范力量。在大到国家重要活动、小至个人日常生活中，有礼则万事大吉，无礼则寸步难行。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上说：“象天地，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者也。”这里所谓的“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可以说基本上概括了制礼的功用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