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不完的圣主 骂不尽的昏君
比如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尽管有种种缺点，也还算是励精图治，却无力挽回明朝覆亡的命运。对皇权本身来说，皇帝本人的特点如何也十分关键，比如某个皇帝刚柔相济、内圣外王，他的位子就必坐得稳；而那些懦弱、昏庸、残暴或者幼主登基的帝王，必会给觊觎皇位者以可乘之机，皇权便易于旁落。自然这也不，像隋文帝那样的创业之主，居然也被自己的儿子杀掉，血溅宫屏。就一般而言，王朝之初的君主比较贤明、能干，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国初的皇帝。原因在于他们参与创业，深知立国的艰难和社会的实况，有可能采取相对明智的政策。王朝之末则庸主居多，如两汉唐宋的末代皇帝，都几乎是傀儡。王朝中间的大多数皇帝则都是庸庸碌碌的“中主”，有的较好些，有的稍坏些，还有的成为“中兴之主”，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于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史的盛衰荣辱，是与这个皇帝群紧密相连的。
清朝的唐甄说过一段很尖锐的话：“皇帝生而富贵，习惯于骄纵放肆，怎么能成为贤者呢？所以一代之中，十几世有两三位贤君，也就算不错了。其余不是暴君就是昏君，不是昏君就是性格古怪之主，不是性格古怪之主便是懦弱之主。”［1］这些人必然造成社会动乱。
唐甄虽是泛指，但却是在明朝诸帝所留印象之后说这番话的。明朝的皇帝真是可怜得很，像样儿的顶多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可他们父子俩还跻身不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个圈儿里去。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呢？他们没有像秦始皇、隋文帝、宋太祖那样统一过分裂已久的疆土，也没有像清圣祖康熙皇帝那样把西北的广大疆域固定下来，甚至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名言都没留下来。
后人想起朱元璋，除了他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以外，就是他那疯狂的杀戮和多疑的性格，还有什么呢？朱棣要好一些。人们可以联想到他的创举有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和征蒙古、征安南。但姑且不论其效果如何，识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怀疑他动机不纯，总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这不太可怜了吗？
明朝的皇帝没有留给后人什么父慈子孝、兄弟情笃的亲情故事。相反，倒有叔父朱棣与侄儿朱允炆兵刃相见、后取而代之的“靖难之役”；有朱棣之子高煦、高燧的夺嫡之叛；有景帝朱祁钰与英宗朱祁镇兄弟之间的相互疑忌，后南宫政变；还有武宗时的宁王宸濠之叛等等。明朝也没有留给我们君臣相得、鱼水无间的动人传说，就像刘先主之于孔明、唐太宗之于魏徵那样。相反，倒是可以如数家珍似的摆出“胡蓝之狱”、“空印案”、文字狱、杀建文遗臣，以及于谦、熊廷弼、袁崇焕等人的冤死；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元辅太师”张居正，却在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明朝皇帝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暴虐残杀、骄奢淫逸、宦官干政和连绵不绝的内忧外患。
我们或许可以与和明朝同处中国王朝史末期的清朝诸帝比较一下。
清王朝继明朝而立，除了关外时期的开国之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外，一共10位皇帝，除了同治帝稍弱一些而外，又康、雍、乾几位伟大君主毋论，并没有什么昏庸、暴虐、或是无心治国的皇帝，也没有出现过外戚或宦官干政致使皇权旁落的现象。至于末世带来的腐败等不治之症、鸦片战争导致的外国强权入侵，使这些皇帝在现存体制之下无法应付，乃是一种时代的必然。“无可奈何花落去”，不是帝王们的微力所能挽回的。
究其原因，传统与现实造成的清朝皇位继承原则并非立嫡立长、而是皇子范围内的选贤任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传统，就是努尔哈赤晚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1］结果皇太极以第八子继立；皇太极死后，经过争斗及会议，福临以第九子继立；福临死后，遗诏以第三子玄烨继立。这个现实，就是康熙晚年企图以嫡长预立太子，引起大混乱和大失败。结果皇四子胤禛竞争得位后，便开创了“秘立皇储”制度。皇帝自己在所有皇子中选择有才能者，考虑成熟后便将其写入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之后，等去世前后再拿出宣布。这就避免了生前为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父子喋血的历史悲剧，也相对保障了新君的才学品德。清王朝临终临了，还给中国的统治者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对于盛行了几千年的嫡长继承制度来说，这个贡献来得太迟了。如果明朝统治者懂得这个妙法儿，虽不能避免“靖难之役”和“英宗北狩”，却或许可以避免武宗的荒嬉，从而避免嘉靖朝的“大礼议”，避免神宗朝的“国本之争”和相关的“三大案”。明王朝或可省去许多黑暗和混乱。甚或可以假设，如果明太祖朱元璋在长子朱标早逝后，直接立雄才伟略的燕王朱棣继嗣，也就可能不会发生“靖难之役”，不会有“诛十族”，也就免去成祖为遮盖丑事而花大气力进行的那些“盛举”。
明朝皇帝们的表现与人们通常得出的论断还有两个不同之处。一个是说明王朝的皇权空前加强，专制独裁体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明朝有许多皇帝却空前软弱，至少是色厉内荏；另一个是说明朝诸帝昏庸荒唐者多，而此时期的中国社会却并非停滞不前或一落千丈，而是进入了一个繁荣期。的确，除了明太祖、成祖和世宗等几位皇帝外，明代的皇权都不甚强大，即使太祖废除了丞相制度，希望大权独揽，日理万机，但内阁的萌芽却很快滋生出来。并不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嘉庆等几位皇帝，一再强调“乾纲独断”、“太阿从不下移”，并在实践上切实做到这一点。美国学者伦斯基（Gerhard
E.Lenski）也在对比中国和欧洲的情况时讲到：“水利区”亚洲的统治者并不总是独裁者，在欧洲也不像魏特夫讲的没有独裁政治。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大概从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但如果他说过这句话的话，他讲得肯定比明代中国的后几个皇帝更真实（这几个皇帝是有名的弱君）。［1］
明朝多次出现宦官专权，皇帝形同傀儡；或是在许多问题上遇到文官集团的制约，很多问题（如神宗时的“国本”问题）并不能由皇帝说了算；甚至张居正当权时，也可以达到“震主”的效果。这都说明皇权是否高度集中，并不能由皇帝个人的主观意愿来决定，却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能力。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加以引申，皇权的至高无上是因为皇帝本身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克里斯玛特质（Charisma），即超自然的神秘性质。因为社会传统认为，皇权是天赋的，是天经地义的，于是对皇权的无条件服从也是天经地义的。比如传说汉高祖斩白蛇而起，清世祖出生时的紫雾充庭云云，都是传统赋予皇权超人性质的手段。但是，一旦现世中所发生的事情使其失去那种克里斯玛特质，人们不再认为皇权具有超凡的、神圣的、或具特殊价值意义的特性时，人们便会疏远它，并不为其献身，皇权也就被请下了神坛。本书中提到的明末清初士大夫不愿为旧朝殉节，就是皇权神圣性消失的产物。明朝诸帝追求色欲、物欲，或委政于宦官，或不理朝政，或为爱妃爱子斤斤计较，在士大夫和百姓的眼里，龙椅背后那轮神圣的光环就必然黯然失色。皇权的克里斯玛是需要不断地增光添彩的，从三皇五帝以降，动人的传说便层出不穷。但从宋朝以来，几代君主只是享用传统赋予的神圣性，并不设法、也无法使它发扬光大，那种光环自然日益暗淡，这原是皇帝制度日薄西山的体现。
当然，朱元璋以取消丞相制度为代表的强化皇权举措，已经作为“祖制”确定下来了。如果某个皇帝不足以在此框架之内处理政事，搞一些代理人出来，比如内阁大学士或司礼监秉笔太监，那也没办法；如果该皇帝能干，便可以在此框架之内专权独裁。比如清朝的皇帝们不但继承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敢于把内阁的权力继续缩小，使它名存实亡，代之以纯粹是私人秘书班子的军机处，自己大权独揽，而且根本不用宦官帮忙。即使是在明朝中期，也还有个专断的明世宗，阁臣与宦官都遭到压抑。所以，尽管皇帝本人的无能极大地削弱了理想中的皇权力量，由于制度的巨大惯性，使皇权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超乎其他的权威。
皇帝的英明伟大固然可以带来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繁荣，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的过分英武也可能使国力由盛转衰，比如汉武帝和明成祖；同样，皇帝的无能也不必然导致社会的迅速崩溃，就像明朝这样，在荒怠的神宗统治时期，社会经济达到了繁荣的顶点。城市商业的发展与服务业的兴旺应该是经济繁荣的集中体现，如北京，万历时仅城市贫民便近百万，总人口可想而知；同时期北京的铺户（坐贾）即有4万户左右［1］。再如天津，原是一片荒芜的海滩，明代变得“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杂处……名虽为卫，实则即一大都会所莫能过”［2］。至于毗邻乡村的市镇，明中叶以后成倍增加，有从明初的小村发展成千百家人户的镇子的。与此同时，服务业、娱乐业大兴，酒肆饭馆、茶馆戏园、挑夫轿夫、船娘歌妓，如雨后春笋般增多。它们的出现与社会的资金剩余有关，即如小说中描写的小本经营者卖油郎秦重，也愿意用辛苦积攒的一大锭银子，去换取与花魁娘子的一夜风流。
通常以为洪武朝当元末凋敝之时力行恢复农业、工商业的措施，自成祖继续太祖时的政策而后，中期开始见成效，至万历时达到鼎盛，与此同时统治者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说明统治者的政策、制度有一种相对的稳定性。这不仅是说明初皇帝的政策在当时可能效果不著，而需稍俟时日才能生根开花，而且是说明，嬉戏胡闹如明武宗，忠奸不辨如明英宗，荒于政事如明神宗等，在发展农业经济、商业等方面，并没有着意反太祖之道而行。他们只是通过搜刮民财（如神宗时的矿监税使）、凭特权敛财（如设皇店、皇庄等）等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政治方面的黑暗间接地危害社会经济，却不会主动希望国瘠民穷。
更重要的是，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阁臣可以负起决策的责任，官员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措施，政府机器可以基本正常地运转，从而保证国家仍沿着健康的轨道、起码是偏离轨道不大地向前发展。一般来说，无道昏君并不轻易否定正常的经济决策或建议，像明世宗，只是恼火大臣“议礼”；明武宗呢，主要是讨厌臣子谏他出游；而明神宗则不满众臣“争国本”。
当然，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隋唐宋元以来长期发展趋势的继续。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是一种“长时段”的东西［1］，如果我们断定，明时期的城市或乡村社会结构与唐、宋时期相较在总体上变化不大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认为明时期社会经济表现出的种种现象，在唐宋或更早的时期就已确定下来了。尽管会发生某些突发事件打断、加速或延迟正常的趋势，但总会很快走上正轨——即使是遇到1840年以后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巨大挑战的事件时，也基本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