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与哥老会
1910年春，毛泽东又到韶山东茅塘私塾读书。塾师是毛泽东的堂叔，名叫毛钟麓。他是一位颇有思想而又见多识广的秀才，曾在云南蔡锷将军麾下供职。后来，他力主毛泽东进新式学堂，还说服了毛泽东的父亲，让毛泽东到东山小学堂读书。
在东茅塘私塾，毛泽东在毛钟麓先生的指导下，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还接触到一些时论和新书。
这一时期，湖南也和全国一样，正处在辛亥革命前夜，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危机四伏，几件重大的事件，在少年毛泽东的记忆里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1936年冬，他说：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作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作彭铁匠的人。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9〕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开始了一个叫作“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次到离家50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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