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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外王”由“内圣”通出，受“内圣”的指导和制约，然而，近代以来，内在文化和外在主权这两个方面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首先，寻求“新外王” 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传统道德系统在现代社会的生发，甚至不惜以对传统道德系统的破坏和舍弃为代价。这既表现在，面临近代民族国家的争逐以及西潮来袭，中国为摆脱落后挨打的生存处境，从制度、器物、文化等多方面学习效仿西方，以“西学”批判和改造“中学”；也表现在，中国为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将更多的努力集中于物质和智性层面，其增强国家实力和促进经济效益的实用取向，弱化了精神和德性层面的坚守，以致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再出现关于人文价值和道德精神的追问和争论。其次，在中西对比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有时也成为应对西学挑战、抵制西方霸权的重要依托。一方面，为尽快屹立现代民族国家之林，中国传统文化被调动起来的往往不是道德资源，而更多的是霸道权术。这既表现为以“新法家的理论”来拯救近代中国的理论企图，也表现为中国近代史上构建强有力专制国家的政治尝试。另一方面，出于对自身文化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用来批判和抵制西方话语，在诸如“政治儒学”、“中国模式”论中，西方文化及其民主法治时常被认为是中国需要避免的歧途。总体而言，无论是构建现代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外在努力，还是对传统霸政的诉求和对西方文化的抵制，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特质的道德人文精神在近代历史进程中都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
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近代处境，并不足以表明其所蕴含的道德精神或人文主义已彻底衰萎。从历史层面看，道德人文精神历经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为中国儒家、道家和佛家共同的基本特质和要素。从道理层面看，因为这样一种特质，中国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一种立足德性或道德理性的、可以跨越古今的普遍德性文化，它既以其独特性而有别于立足智性或认知理性的其他文化，也适足弥补其他文化的缺失。从现实层面看，西方文化在近300年间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诸如“自由帝国主义” （liberal imperialism）、“做错事的权利”(the right to do wrong)等“现代性”问题，正使得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人文精神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显出一定必要性。总的说来，重启作为中国文化之根基的道德系统，并由此将“新外王”与“内圣”、外在社会形式与内在道德精神重新贯通起来，在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社会科学之间建立新的连接或融合，既是一种时代需要，也构成中国在经历长期变动后重建其涵容中外、承接古今的政道法理的历史契机。历史地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未再发生大的政治动荡的相对平稳发展时期。这期间，不仅相继出现“国学热”、“人文精神”讨论、“传统文化复兴”等文化事件，“中华文化”、文化传统和“人权”“法治”在国家层面也都得到了明确认可。在文化和理论界，一种试图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 也正在兴起，立足普遍因素来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姿态日趋明显。凡此皆为现代中国在受到西方文化严重冲击后，沿着其内在文化理路开拓其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创造了更多的现实条件。在21世纪上半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融会中西文化精髓，重显道德人文精神，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构建中国的政道法理，直至完成近代200年间构建民主法治国家的历史使命，可望成为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历史期待。在此背景下，回望近代发展历程，重思古圣先贤关于政道法理的话语，作一些从“政”到“正”、从“利”到“义”、从“法”到“德”、从“学”到“道”的深入思考，不是全无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