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前我在云南大理做短期逗留时，遇见一个同龄人。初以为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海外华人，阳光、敦实、健康、沉静。吃饭时才听说是孙科的外孙，大家一时惊讶，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跟历史相撞。我马上问跟孙穗芳是什么关系，答说母子。我很高兴提起几年前有朋友送我的一本孙穗芳编的国父纪念图集来。有人介绍说这个看着还像小伙子的中年人有三个硕士文凭，现又读中医博士之类。我其时正对“人身难得”这样的古老格言有兴趣，对现代人对身心的浪费和糟蹋多少有些觉悟；看着这个后来才知道叫王耀祖的同龄人，有些感慨，人可以活得如此健康，精气神含而不露，身心不受人类的垃圾污染。
王耀祖在饭桌上提起大陆人多不知道孙先生，我说是也不是，我们每年“五一”等节庆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是要竖孙先生的像的；至于一般人，不知道是正常的。王先生感慨说人们多不了解三民主义，大陆的生态、心态、世态污染其实可以从三民主义中找药方。我部分同意。看着这个也将在大陆生活的同龄人，禁不住想到他外公，我在《非常道》一书中提到，胡汉民评论孙科：“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回北京后我告诉一个朋友说遇到了孙先生的后人，朋友问说是什么样子，我大致描述了一下，朋友叹一口气：“怎么都变成了知识分子啊？”这让我想到看人的视角有所不同，我看到的是王耀祖先生的个人成就，朋友看到的是孙先生后人跟国家社会的关系。
二
的确，从大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王先生所在的一个庞大家族对中国现当代史有着的影响。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还是孔祥熙，都属于宋氏三姐妹所在的宋氏王朝，更无论孙科或孙穗芳。孙穗芳先生很精准地用爷爷孙中山的话“至诚如神”来激励自己，这四个字也当得起国父的家教或说精神。只是这种家教跟宋氏王朝的家风比，显然有所不同。
什么是宋氏王朝的家教？在我看来，用宋氏家族的创始人宋耀如的话就是：培养孩子做成人，做伟大人才。这个从海南文昌县走出来闯世界的普通农家的孩子，首先把自己培养成人，把自己培养成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
宋耀如的学习精神值得称道，他一生似乎没停止过学习：十来岁时，他的舅舅判断他非等闲之辈而决定收养他，养父母让他受益的教育是：“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干得出色！”当他想求学而养父不同意时，毅然离家出走。在家乡他学会了织吊床，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上他学会了吹小号，他向牧师学做人，向将军学经营……这些经历只是小菜一碟，因为他向孙中山学习革命并资助革命，以西化之人回归中国传统……这些举动更能证明一个学习者向世界敞开的心灵。
宋的创业之路是艰辛坎坷的，但他从不畏难而退。在昆山传教时，他自制小船在昆山和上海之间搞营运，短短几个月便筹足了建教堂所需的费用。在七宝，他购置单驾马车，载客运货。丰富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冒险、开拓精神。从海南到爪哇，再从南洋至美国，途经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时经历了惊涛骇浪、船撞冰山、漂流至南极圈、遭遇海盗抢劫……大凡一流人才的身心时空感是强大的，宋耀如可算是一个例子。
清末民初的中国有混乱的自由，世人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旧的结构崩解而新的结构未定型之际，易出现一些超乎常规的现象，所谓“梦想成真”的几率要高得多。一个本名韩教准的农家少年被舅舅收养改名宋耀如，他的人生路上没有条条框框，但他的亲侄儿韩裕丰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宋子文要堂兄韩裕丰到南京做事，并想收养堂兄的儿子时，韩裕丰想的似乎也很合乎常理：自己只念过三年书，是个半文盲，没什么本领，哪敢去南京瞎闯，宋子文虽然是他的堂弟，毕竟人家已经飞黄腾达了，官至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不敢也不想高攀。至于把儿子交给宋子文抚养，他更是不愿意，因为他只得这么一个男孩，怎舍得让他离开自己呢？
宋耀如则敢想敢做。他经南洋辗转到美国生活，八年后回国来到上海。他就完全成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上层精英：奔走教会，驰骋商海，投身革命，创造了个人从一名学徒到享誉海内外的实业家、从一个虔诚的牧师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的辉煌人生。资助宋耀如进美国达勒姆三一学院学习的卡尔将军在回忆监护、担保宋耀如入学就读这件事时评价说：“这一天是达勒姆历史上难忘的日子，它影响了世界上人口多的国家的现代史。”
三
宋耀如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了自己和孩子们的部分成功，但更辉煌的还在他死后。他的六个子女都在美国留学，其中三个是经济学博士。用后人的评论，他的六个子女中，三女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天后，三男都是潇洒倜傥的豪门相公。他的家族出了三位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委员长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出了两位政府首脑：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出了两位“夫人”：“”宋庆龄、“夫人”宋美龄。
宋耀如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宋自己的超人能力表现在家教上。他平时忙于上帝、实业、革命，他对上帝虔诚，对实业敬业，对革命忠诚，但他从未忽略自己的家庭责任。无论事务如何忙碌，他一回到家便同孩子们亲个没完没了，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一道玩耍，一起游戏，在共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称他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优秀的家长”。
在送女儿去美国留学时，宋对孩子们说：“爸爸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而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能终止你们的追求。”
但他和夫人又从不溺爱孩子，“简直像对待男孩子那样对待女孩子”。他们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实践者，遵循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教诲，并借鉴司巴达式训练勇士的方式，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实行近乎严苛的生存训练和意志训练，他们要求孩子“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在雨横风狂的日子里，宋耀如带着孩子们顶风冒雨，忍饥挨饿，在野外徒步跋涉，以此锻炼孩子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他要孩子成人，宋子文曾说，父亲生前嘱咐过他，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但他又绝不专制，当宋庆龄跟孙中山相爱，他和大女儿宋霭龄一度想以禁锢的方式来阻止时，终又容忍了女儿的自由。他是严父，也是慈父。
他的孩子们也都在自由和专制、独立和干涉之间寻找到平衡。宋庆龄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宋美龄同样如此。当宋美龄要跟蒋介石结合时，宋家人也多反对，时已成为一家主心骨的大姐宋霭龄也不同意，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从而促成蒋宋联姻。
宋氏子女政见不同，情感也一度受到影响，但他们都终超越了党争。远隔千山万水，远隔十年三十年，但他们间的亲情难为外人道。据说，1981年宋庆龄去世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虽对内对外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唁电，但她当时就失声痛哭，并且私下里多次流泪，虔诚为二姐做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