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迅速拉大中、欧差距
从万历到嘉庆两百年间，正是世界大洋航道开辟和发现新大陆这两个重要事件发生的时期。诚如前面所说，欧洲取得新的动能，鸢飞于天，鱼跃于渊，大步地迈向新的时代。欧洲帝国主义取得的利润，其实有不小的一部分间接地流入中国，中国至少享受了两百年左右的出超。这个时机，明、清两代政府，不仅不知适当运用，反而由于与外界隔绝，愚昧地将这新的变化当成对中国秩序的挑战。明代万历以后，沿海的海上集团非常活跃。不但沿海民间的力量组织了不同的海上活动集团，甚至内陆的资本—例如安徽累积的钱庄资本，也投入了海上活动。
明代的政府加强了海禁，将这类参与国际海上活动的中国人都当作倭寇的同伙，不仅不加以支持或利用，反而花了很大的力气剿灭海上活动。明代覆亡的过程中，在北边的黄海地区，毛文龙的部下、南方闽台郑芝龙和郑成功的部下，都因为具有相当的武力和财力，在明清的斗争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然而，从明代平定倭寇之乱到清代平定三藩与台湾郑氏政权，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却是彼此抵消。相对于欧洲列强在海上扩充，中国并没有了解大洋航道贸易的历史意义，却只是为了维持中国秩序，错失了参与列强海上活动的机会。
明代中国的东南和华南地区，依然依靠外贸的出超而相当富足。清代征服了中国，在南方的战争一度造成这些地区重大的损失。不过，因为中国东南部长期的富足，这些地区很快就复原了。相对而言，黄淮以北的中国，却因为并不生产外销商品而长期陷入贫穷的局面。中国市场经济的网络，实质上破裂为二：南方的富足，并不能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救济北方的贫穷。不仅中央政府定都北方要依靠南方的接济，而且，明、清两代都有大量官家和权贵占据了北方大量农田，一般百姓的生活十分困穷。明、清两个王朝，乃是以政治权力强压，才勉强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南北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网络的区间互利功能已经不复存在。
南北经济的倾斜，早在明代就可以看出。明末的流寇是散兵和饥民组成的，一旦啸聚，便如滚雪球一样，愈变愈大。他们却始终只能在北方进行活动，一过了淮河，庞大的流寇就不再具有同样的气势。清代乾嘉时期的白莲教，也只能在淮汉之间大肆活动，进不了江南和华南。中国的经济网络已经破裂了，中国实际上已经分成了两个，然而，政治当权者和学术精英却一直没有理会这些巨大的变化。
凡此新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皇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