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人
人未有不望子弟贤而富贵者，教之不得不严。然严不如化，化亦不易，终不如啬其用而苦其力之易入也。孟子“孤臣孽子”之言，原为大任取譬，苟欲子弟成就多，遗之财乃所以败之也。疏广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诚不刊之论。余闻道光年间豫人王制军懿德官声颇好，殁后不留一钱与其子，后其子孙皆诚谨能自立。王公见识可谓高人一等。余恨不能师其法，薄遗资产与尔等。若不能自食其力，转瞬即见贫困，恐堕入穷滥小人一流矣。
欧、美两洲人，皆不遗财于子，而赠财于友，有遗之者，为数亦少，或只分给其长子。又其子不能自赡其身，则不为之娶妻，故其人谋生较华人为勤，亦能谨身节用，无食鸦片、赌博恶习，此风胜于我华。
【导读】
自古富贵无常，“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留什么给子孙，这是历代父母所纠心的一个问题。魏晋市语里说“为子女作马牛”，历来父母大皆如是。周馥在《治家》篇里谈到此时也说：“大凡富贵家之祖宗，皆敦厚有品，茹辛食苦。迨后代富贵，子孙愈显，即渐浇薄，自甘暴弃，又转入贫贱，此常理也。”古今家世轮替，几乎都逃不出这一逻辑，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也。几年前的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其实讲的也是这一道理。
这也是古今中外自古已然的一个老问题。为父母者，一定要为子弟计长远，而不是一味只计眼前蝇头利益，以为广遗财产即可保后世子孙亿万斯年无忧无虑，假若子孙不能自立，即使亿贯财产，也总有坐吃山空、用尽的一天，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左传?隐公三年》记石为州吁之事，向卫庄公谏言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义方，即行事应该遵行的规范、道理，后世引为教子的正道。司马光《家范》里也谈到这个问题，说：“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国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数十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于时岁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虐之也。始则欺绐攘窃，以充其欲；不足，则立券举债于人，俟其死而偿之。观其意，惟患其考之寿也。甚者至于有疾不疗，阴行鸠毒，亦有之矣。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这类例子在我们身边不少，毋须赘述。
余昔年尝与极乖张人共事。余为分其责任，使不互相牵掣，凡劳苦事虑有后患者，皆我任之。每发一言、议一事，无不出以和平。久之，彼亦折服。幸其人皆廉正无私。至大柔奸人、大险狠人，冰炭自不能融。余惟直道而行，检点经手事，着着防之，彼虽欲设计中伤，无隙可投。有时或借他事挤我、诬蔑我，我亦不与辩，惟逊让而已。我尝怪宋明党祸，未尝不由诸君子之过激而成也。
凡办大事，与人共患难、共功名，须有一段诚挚意。固结人心，尤须度量宽洪，使人尽其所欲言。无论其言可行与否，密记于心，不可轻露。须留言者地，使其复有所言，尤不可傲己非人，不可轻喜易怒。大约达官而不能使人尽力以成治功者，皆骄、吝二字害之。能时常读书警醒此心，又延一二老成师友朝夕相处，使其尽言无隐，庶几稍救此病。
孔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此非专为处人，亦以处己。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大约己所侮者，即是我先敬后不敬之人，而侮我者，必是先谀我昵我之人。张文端述友人诗曰：“于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妩媚人。”故结交不可不慎。
【导读】
以上段谈与不好相处之人相处。同事、同僚有时不能选择，此亦人生难之一端也。所谓“人生这碗饭不好吃”，有一多半纯系由人事纠纷而起。玉山老人这里教导儿孙，我自我，他自他，关键是要做好自己，一是要心存和平；二是要行事而正，直道而行；三是要时时检点，未雨绸缪，不致有自己做事的短处落在对方手里，为对方强加罪名，加以攻讦。但，假若真遇到事，能谦让则谦让，别撕破脸皮，失于无端纠纷，夹缠不清。那样只是自贬身价，于事无补。这些意见对于今天在职场里摸爬滚打的年轻人，无异处世宝训，立身金箴，不可不引为诫条。
“我尝怪宋明党祸，未尝不由诸君子之过激而成也”一句，极具识见。历来政治兴废，无不起于上层人事间的意气、纠纷、情感用事，古今皆然。清末王小航著《方家园杂咏二十首》，谈及清末政治，有一句名言：“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古今此类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第二、三两段讲做大事者一定要度量宽洪，能容人，戒骄戒躁，不可傲己非人，亦不可为佞人所谀所蔽。这些话可看作是曾国藩“做大事者要务是找替手”一语的好脚注。假如说曾国藩语是“九阳真功”的话，玉山老人此话则是“乾坤挪移大法”，告诉你怎么将“找替手”落实到实处。
第三段引孔子评晏平仲的话后，“此非专为处人，亦以处己”一句，可谓至人之言。人生与人相处，其实皆是如此。人与人脾性不同，遭际各异，不会没有摩擦，但既然在一起共事，一起生活于同一屋檐下，则总要学会与对方相处为是，而不只是一味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对方的不是。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过程，何尝不是自己顺应对方的过程？人与人处，无论处那种关系，总要慢慢学会与对方相处，此所谓“非为处人，亦以处己”是也。况借此砥砺品性，砥行砺心，于个人道德修养，亦可更进一层。
交游之中，安得皆胜己者？当居权位时，所提拔之人，随时量材录用，亦未必尽精金良玉，惟处心公正，赏罚皆出直道，彼自不敢眩惑。苟能从善效功，应视为同类中人。三代盛世之官吏，未必人人皆有根柢，大半观摩仿效而然，以其时君子多而小人少也。总之，无论人如何谀我、毁我，只可默自审察，不可生一毫喜忌心，否则人投隙而作弄矣。
大凡贫贱之人易受侮，我能恭敬有礼而无求于人，则侮自寡矣。富贵之人易招誉，我能慎独克己，得失心知，誉者亦废然返矣。凡誉言十分只作三分看，且有以无作有者誉，近于谀，此人自不可近，然远在心，不可见于声色。今世奔竞成风，人情浇薄，有遍向富贵人雌黄以傲沽名者，有向贫贱人缔交而卖声气者，此弊亦不可不知。总之，自己心中虚明，一切云烟过眼，不为动矣。
昔人有言：“人有自命廉正，而乖僻、刻薄、常怀忍心者，宦途虽显，其家世必渐败落，或竟绝祀无后。庸吏恂恂，无盛名，亦无大过，每获善报。或言皆由民情恩怨所致。”余谓：天地之道本中、和，人心不出于中、和，即失人心，逆天道。凡不近人情之人，非奸慝即谬妄，虽一时卖誉取荣，终必贾祸偾事，尔辈切不可亲近，致染其毒。
【导读】
以上三段讲对待僚属及面对诽誉如何自处。“量才录用”，说起来易，做起来难。曹操《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里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观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和老人此话，是同一个道理。
对待下属，一定要用人以长，遇事赤心以待，“赏当其劳，罚当其罪”，如是，“无功者自退，为恶者咸惧”，上下一心，方可形成一个好的工作风气，无往不利。《中庸》里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后汉书?光武帝纪》记刘秀待下以赤诚，下属感涕，一个个愿意死效，咸云：“萧王（刘秀当时被更始帝封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面对诋毁与谀美，人很难做到自持。特别是贫贱时，人穷志短，极易受辱，非得有些底气作支撑不可。古今例子甚多。老人这里说得很对，一定要做到进退有节，我自重，他人亦不敢恣意妄为。面对谀美，亦同样若是。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里说：“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资治通鉴》里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量日影的表杆）也，臣者景（影子）也，表动则景随矣。”说隋炀帝昏暴，不喜人谏，谁谏就法办谁，因此满腹经纶的裴矩在隋炀帝手下成了臭名远扬的佞臣，专门看炀帝的脸色和揣度其内心所好而办事，千方百计助隋炀帝为虐，以保己富贵。而到唐太宗时，太宗处处示人以明，喜闻己过，严惩佞谀，处处秉公办事，裴矩也就变得公忠体国了，敢于指出太宗的短处，而成为了有名的直臣。此类例子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不胜枚举。《宋史》里记王安石当政时，《字说》一出，天下风靡，“献谀之辈竞为注解”。及至被黜，又竞相攻讦。在阿谄成风的时代，即一时号为正人，亦献谀希宠，在后世看来，“有中人所不为者”。这也是风气使然，社会道德标准颠倒所致。朱熹《答张敬夫书》：“乐闻警戒，不善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领导人的好恶，有时极易为下属所利用，因此高明的领导者，一定要做到荣辱不惊，不给下级有隙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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