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 200 年而已。
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 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分期则称政治跟随社会，社会跟随经济。于是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仍是工商业社会。这可说只是部分对，但东方历史决不能如此讲。
西方讲历史的分期相当紊乱。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来讲。中国讲 历史有系统，可按朝代来讲，与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 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对各民族历史演进，当用归纳法讲，再来察看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日世界之问题，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来解决，因此西方人已渐注 意到东方的历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历史不完全，唯有中国的历史可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此所以欧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问题。
从前西方人认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为不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因 此视中国为半开化的。但今日西方业已改变此种错误观点。未来欲对世界学术有大贡献的，好莫如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 他人的。
讲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得用历史，用科学的归纳法。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历史可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 史，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
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 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解释，并加以评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 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
经济史须具备两条件： 一、鉴别的方法； 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
学历史前应先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是根据历史材料。中国 经济史长达 2000年，历史演进之记载极详，西洋史则仅数百年而已。
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 一、史学与经学不兼通。
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如西洋有罗马奴隶社会， 但中国没有。又中国之皇位为世袭，传其子孙；罗马则不然。英国则可传女儿。故中西历史大相径庭，中国之历史实应让西方人作参考。
研究农业经济可分三项目：
1. 生产的经济：就经济价值而言，如种稻、种玉蜀黍（即玉米）等；如 各地同类粮食之价格不同。
2. 农村的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活动场合中之地位与西洋农村地位不 同。中国各地之农村经济活动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农村经济活动与湖南省的农村经济活动不同。又如广东番禺一县城自秦迄 今，已历逾 2000 年，从未变动，但就农业经济生产物的价格来讲，则番禺迭有变动。苏州自春秋迄今亦未变更。城市附近，必有农村，二者之间有密切经济关系，应同时讨论。今日中国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垒，与西方封建社会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国之农村与城市之关系亦与西洋不同。
3. 农民的经济：讲及农民实际的生活，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则为佃农与自耕农。论农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于生产物价格，则中西略同。
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腊、埃及之文化其重点在都市）；埃及、巴比伦是平原文化，中国则为高地（陵谷）文 化，亦非河流文化。
一、黍与稷为中国早农作物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与中国①，此四大文明发源地均始自农业。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因农业发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国与其他三国情况不同。
中国农业发展并非单靠一条黄河。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国均处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巴比伦小；印度较大，但单纯；中国则幅员广大，气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国古代北方之农作物并非种稻麦开始。向来所谓五谷者，即黍稷稻麦粱。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合黍、稷、稻、麦、粱、大小豆、麻与菇，则称为九谷。但中国早之农作物为黍与稷。
吾人当根据历史研究中国早之农作物。黍与稷为中国北方早之农作物，《诗经》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坏，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见有“求麦”、“求稻”。因黍比较粗生粗养，容易种，为商代人之农业主要作物。稻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求丰年只求黍，《诗经》中提及“黍”、“稷”两字很多，可资证明。
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与“神农”，“后”即上帝之意，“后”与“神”均为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后麦”，而称“后稷”，盖中国早之农作物为稷也。
甲骨文为盘庚后之文物，为可靠史料。但后稷之史料借传说而来，乃由推想而得，但并不一定不可靠。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为高地农作物。郑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今日北京以种麦为主，种麦处即种稻处；南方以种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需要水分多，故种于“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适宜种于“高田”。此亦证明中国当时有高地农作物，亦有低地的。
二、古人重黍稷轻稻粱
中国五谷之一曰“稷”①，“后稷氏”者，“后”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称“后稻”、“后麦”，可见当时重要的农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历山”亦在山西。
稷为高地旱性植物。中国古代农业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故称大陆文化，并非海洋文化。
所谓五谷，即黍、稷、稻、麦、粱；普通说农作物为黍稷稻粱。清程瑶田作《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此处所称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黄米。
中国古代农作物由高地开始，是先种（多种）高粱、黄米（即黍稷），而非先种稻麦。《诗经》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其意乃黍稷在先也。
《诗经?七月》中，周公述说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及农村农民之生活状况甚详。此诗虽无说明先种植何种作物，不过可自其下种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历正月下种。稷则可称五谷之长。此诗中说明春天为蚕桑之时（插秧期）；夏天盛产瓜茄蔬菜；对于稻，只提了一句说：“十月获稻，为此春酒。”此是旱稻，且仅是种少量作酿酒用。酒在古时仅供老人饮用。此诗述说农事极详，却不提及种稻之法。
《诗经》、《礼记》、《管子》所记载的，均可证明春秋以前，中国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区种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证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黄米，含有重视黍稷过于稻粱之意。
古代有两种盛载祭物之盛器。一曰簋①，为当时等盛器；一曰簠②，为第二等盛器，但当时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却放于第二等盛器簠中。
古代祭神，水为尊贵，酒次之。亦从而可见中国古代农作物是黍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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