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德国的刺激经济计划仅为500 亿欧元，占GDP的1.6%。德国推出这么小的刺激经济计划，受到各国的广泛批评。但是，德国能够顶住外来压力，尽可能限制政府干预的幅度。德国财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明确地反驳批评者说：“政府不应该对通过借贷来刺激需求的快捷方法上瘾。”在这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1/3 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2/3用于减税和各种社会福利。可见，就是在这种政府干预中，也包含了减税这种削减政府的资源占有份额的项目，并非一味扩张政府职能。事实证明，这种刺激经济的计划是最有效的。
德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当然和执政者的判断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处理这样的危机，政府无法离开基本的全民共识。这种全民共识，自然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德国的福利体制，对于这样的经济震荡已经建造了足够的“抗震体系”，不需要政府过多的干预。比如，德国的失业福利比较优厚，又有着全面医疗，失业者不至于出现生存危机。另外，德国的企业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纷纷有所谓“缩短工作”的计划，在经济衰退、订单下降之时，普遍削减工时，而不是裁员。职工也和企业一起建立各种名目的储存账户，碰到这样的危机就可以从这些账户中提取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在经济危机深重之际，德国会出现企业雇员纷纷带薪到海外休假的“天堂奇观”。
再看美国，则是非常不同的景象。其自由放任的经济充满着拉斯维加斯精神。纳税少自然意味着公共服务缺乏，乃至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都非常不完备。这就像是那些希望开车不买保险的人所讲的道理一样：政府凭什么无缘无故地命令我买保险？这不是凭空在我头上课税吗？我出了事，我自己承担，这是“个人责任”。这种人如果出了车祸，受到的打击当然比那些买了保险的人大多了。在经济繁荣之时，美国人有了钱不但不愿意买这种“保险”，而且还大肆借贷，以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房子，以为自己可以随着房地产的升值而成为百万富翁。结果，整个世界就是被这种赌徒所创造的房地产泡沫给拉进了“大衰退”。还用汽车保险的比喻来描绘，美国就像个不想买保险或只愿买最低保险的车主，并且还振振有词：“我的保险才500块钱，你们则要花1,000多块钱。我省下钱来去买股票，你们则把钱无缘无故地浪费在保险上，指望着一旦出了事情就让别人补偿你们的损失。你们不懂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保这个、保那个，花钱如醉鬼，肯定长不了。”这就是美国人对福利国家大政府的攻击。可惜，如今是美国出了“车祸”，而且连车体损伤也没有全保，再加上从保险金里省下来的钱在股市里泡了汤，它已经没有能力把撞坏的车给修好了。
美国传统中有一种“减税原教旨主义”。这基于国家的基因之中。作为美国前身的北美13 个殖民地，本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之内。到了18世纪的“七年战争”，英国倾尽自己的财力打败了法国这一强劲的竞争对手，奠定了对海洋的主宰，这才有日后“日不落”帝国之可能。“七年战争”被一些历史学家描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欧洲主要列强都卷入，而且战火从欧洲蔓延到亚洲、美洲等几个大陆。在北美，英军决定性的胜利解除了13个殖民地被法国天主教势力所包围的恐惧。但是，英国人马上发现，这些殖民地极为富庶，人均所得同英国比肩，但所承担的赋税，仅为本土英国人的二十几分之一。战后英国国库空虚，享受着战争果实的北美殖民地，当然不应该白白搭便车，而要有所贡献了。也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英国政府打起北美殖民地的主意，最后双方大打出手，殖民地独立而为美国。美国之建国精神，即无代议权就不能征税的原则，当然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也不能掩盖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公共服务是必要的。在人民通过代议权利批准政府征税时，这种税收
就有了合法性。美国在建国以前，确实吃惯了“免费午餐”。进而一直不愿意为“午餐”埋单。这是新大陆所娇惯的一种国民性。法国人评论说：“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仿佛是他们所继承的舒适和繁荣给了他们永久的免税权利。”
欧洲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其经济体制的形成，强烈地受到中世纪以来商业城市的影响。这些商业城市拥挤繁乱，并且不时面对着外在挑战，非常需要公共秩序和公共责任，需要动员公共资源。现代的税收体系、国债体系，都是从这些城市中发展出来的。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到工业革命前夜的金融之都阿姆斯特丹，都是欧洲经济的神经，也是税最重的地方。
欧洲人纳税购买公共服务，不吃免费午餐，是有悠久的传统的。当然，战后在建立民主福利国家的过程中，欧洲犯过许多错误，有所谓“欧洲病”。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自由、是否有效率，并不能仅仅看税率之高低。更重要的是看老百姓通过纳税所购买的公共产
品是否物有所值，即税金是否运用得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