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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下层阶级”这个概念谁都能理解，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成为了禁忌。长期以来，政治中立性原则要求人们对它闭口不提。然而这个情况正在逐渐改变。又有哪些人属于所谓的“上层阶级”？是仍住在历史街区的旧知识分子还是大型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难道只有亿万富翁才够资格？又或是普通高收入者也能被算在其中？在德国，一场关于如何定义“贫穷”和“富有”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然而这两个看似单纯的表达形式背后却隐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贫穷”和“富有”已成为了政治斗争用语。在关于德国社会现实的讨论中，这两个概念非但无助于缓解当前普遍存在的失语现象，反而把德国社会问题的成因归结到了“人均纯收入”这一狭隘的层面上。与此同时，其作为武断的标准又把社会中的大多数简单地划分为穷人或富人，而理应作为社会常态存在的中间人群却在日益减少。
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a曾说过：“对于一无所知的事情，人们应当保持沉默。”正因如此，对于同时在德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发生着的巨大变化，至今无人展开讨论。对探讨对象的一无所知往往导致这类讨论在尚未开始时就注定夭折。作为社会凝聚力瓦解的前兆，下层，甚至上层阶级纷纷退缩到各自的平行世界。而人们却一直在回避这一威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德国社会结构中的这两类人群知之甚少。当然无知并不是的障眼法，阻碍人们认识这个新兴阶级社会的还有习惯性思维。东部和西部的德国人早已不习惯以阶级来划他们所处的社会。统一之前的东德人活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假象中。而西德人则相信当时的联邦德国正朝着“均质化的中产阶级社会”发展。“不管怎样大家都是中产阶级”这一观念在如今西德人的意识里依然根深蒂固。对于其他主要欧美国家的人民来说，认识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如今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却显得缺乏经验。对于中产阶级社会狭隘的固着遮挡了他们的视线，使其难以察觉到德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转变，因为这种转变首先就发生在德国下层和上层阶级中。因此，本书的部分将关注以下的问题：他们究竟是谁？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有哪些主要特征？从而向读者揭示：长期以来人们脑海中对于这两个社会阶层的印象大都来自谣传和误解，现实情况则与之大相径庭。
上层阶级是否仍然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担当着社会生产力的骨干角色？事实是那些过去的企业奠基人及开拓者早已完成转型，变成了纯粹的投资者。他们现在更喜欢在高风险的金融投资领域用资本获取更多的资本。德国的财富精英们也绝非像他们宣称的那样被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恰恰相反，他们厚实的肩膀上仅仅承担着微不足道的税赋。维持国家日常运作的经济重任则转由辛勤的中产阶级纳税人来承担。在过去十年中，上亿欧元的财富被转移到了金字塔的。但为何如此巨大的财富转移时至今日仍不为社会所察觉？这应当归咎于上层阶级在自身习性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受世人瞩目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特权。不论是剧院里高高在上的包厢还是主席台的中间席位，显眼的位子总是属于位高权重的人。然而如今的上层阶级却更愿意生活在外人无从窥探的平行世界里。他们只会在互相之间展示其财富。在外界看来，德国的富人们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在过去的一年中，包括我在内，不论是记者还是研究人员都无法成功地观察到德国财富阶层的真实状态。然而近的金融危机却提醒了世人：一小群富有者的贪欲已经威胁到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因此，不论上层阶级如何百般地抵制，其价值观和行为都有必要成为公共探讨的主题。相对于上层阶级，下层阶级倒是活得不藏不掖。早在十年前，我成为了首批对这一新兴社会阶层进行报导的记者之一，并在之后的数年间对这个尚不为人所了解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大量的采访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对下层阶级的印象仍停留在那些老生常谈、空穴来风的故事或是个别利益集团别有用心的不实宣传上。人们不会想到，物质的匮乏如今和下层阶级的日常生活根本扯不上关系，游戏机、智能电话、电脑和电视娱乐节目才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早已战胜了匮乏的物质生活。德国的穷人可以说有的是钱。尽管如此，下层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却是真实且残酷的，而这种不公正性的根源及广度绝非“贫穷”一词所能概括。下层阶级被剥夺的是一种宝贵的社会参与性。较之金钱的匮乏，受教育机会的缺失才是下层阶级的主要标志。匮乏的教育机会几乎可以说是一切相关问题的根源，包括失业、健康以及抚养后代时的力不从心。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并非收入水平，文化上的差异才是横跨在两者之间的鸿沟。若单纯以贫富差距作为衡量标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群体。但事实上我们通过观察却能发现，二者拥有极其相似的发展轨迹。德国的社会结构目前正处在瓦解的过程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不约而同地撤回到各自的平行世界中，极力避免与中间社会人群的接触。他们就像从两端同时燃烧的蜡烛一样将自己从德国社会的主体中分离出来。这种行为就是上层与下层阶级之间显著且危险的共同点，它正从社会的边缘朝中心腐蚀着德国。
绩效观念对于德国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不光是富足生活和优越社会福利的保障，更是德国价值体系的支撑。然而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却发展出了各自独有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并与主流社会的认同渐行渐远，这使得对生产绩效的追求失去往日的意义。因为对于以上两个阶级来说，工作所得并非其典型的经济来源。上层阶级通过毫不费力的资本投资获取财富，而下层阶级则基本依靠社会救济拨款来维持生活。有别于中产阶级，生产绩效对这两个生活在平行社会中的阶级来说丝毫不具备同等的意义。社会学家注意到，这两个社会阶级的成员几乎已无法意识到付出劳动与获得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上层阶级视成功为理所当然的结果。下层阶级则缺乏通过付出努力而获取成功的经历。这就使得各种缺乏诚信的手段在两个阶层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蓬勃发展的税收规避行业正在帮助上层阶级限度地逃避纳税。而下层阶级也在社会福利法规制度的丛林中发挥着自身的创造性，尽其所能地不劳而获。可以说，善于寻找和利用法律漏洞正日渐成为这两个社会阶层所特有的标志。而德国政府却在经济上资助了这种社会离心运动的发展。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在独自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其缴纳的高额税收既化解了财富阶层金融投机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同时又保障了下层阶级坐享各种社会福利。他们既为有钱人的财富提供了保护伞，又承担着人人受益的社会福利体系。可以说中产阶级在同时供养着上层和下层阶级。
中产阶级的财富被转移到社会的两端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其背后是强大利益集团的支撑。金融行业依靠上层阶级的投机行为获利，社会福利产业则是下层阶级生活形态的始作俑者，他们分别受益于两个正在不断壮大的平行社会。因此，本书的第二部分将
对这两个利益集团着重探讨。但要是有人把这两个行业视为对立的存在，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都对德国社会目前的处境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规模，社会福利产业和金融行业可以说是德国经济界的巨人。金融行业控制着德国绝大部分的金钱。社会福利产业作为德国国民经济的大产业，拥有超过两百万的从业人员，这几乎是德国汽车制造业人数的三倍。银行家和社会救助者，意味着资本和工作岗位，进而权力。为了在金融危机中挽救德国经济，政府背负了总量足以再完成一次两德统一过程的巨额债务。同时税务局所征收的每5欧元税收中，就有1欧元流入了社会救助产业的账户。这两个行业无疑是德国
经济中的吸金者。为此，社会救助产业正在庆祝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其发展速度达到了德国总体经济增长的七倍。同时，金融行业也在经历着一个激动人心的繁荣期。货币供应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以爆炸式的速度增长。然而政府财政却从这些发展中一无所获，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巨型行业所享受的税收特权将它们从纳税义务中解放出来，得以将盈利程度地占为己有。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两个行业的发展曲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约而同地开始垂直攀升。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德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大规模地解除了对这两个行业的监管。近年来更是几乎完全放弃了对金融和社会救助产业的控制。德国政府可以说彻底地向其势力举起了白旗。民主社会及其制度的意义在此被漠视，而纳税者也成为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