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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同治帝的教育
人生岁月如梭，时光飞逝，即使气象疏阔之皇家也不过如此。转眼间，同治帝便从昔日那个懵懂无知的6岁小男孩，长大为情窦初开的翩翩美少年了。
慈禧的内心是欣慰的，至少她觉得自己这十数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她是对得起爱新觉罗皇家的，也对得起早死的夫君咸丰帝。
同治帝，名载淳，是咸丰帝的独生子。虽然自同治5岁那年起，慈禧太后即决心按照未来明君的模式来打造他。但是，慈禧太后绝不是一个刻薄寡恩的母亲。慈禧给同治聘请的教学班子，有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等人，一年中除重大节假日，不管严寒酷暑，规定必须用半天时间到弘德殿中诵读诗书、习字作文。另外，同治帝还应该跟随礼部尚书倭拾珲部、左侍郎伊精阿臣、兵部尚书爱仁均等人学习满文、蒙古文；为了弘扬满族人的尚武精神，跟随一班贴身侍卫练习骑射功夫。同治帝的性情，偏于好动贪玩，侍卫们簇拥着他到外面练习骑射，或是偷偷地跟随着一班贪玩的王孙贵族在外面厮混时，他显得兴致勃勃，劲头儿很高。真正要他静下心来读一些孔孟理性之书，就有点难了，同治帝常常表现为哈欠连天，神情委顿。倭仁、李鸿藻等数位帝师对此颇无可奈何。
同治元年（1862年），帝师翁心存病逝后，当时在朝廷中担任詹事府右中允的翁心存的第三子翁同，被推荐入值弘德殿继续教小皇帝读书。翁同当时不仅承担为小皇帝教书之职，而且还与礼部右侍郎张之万、太常寺卿许彭寿、光禄寺卿潘祖荫一起为两宫皇太后讲解一本叫《治平宝鉴》的特编教材，据说，慈禧太后从《治平宝鉴》一书中领悟到许多治国的道理。因此，翁同、张之万、潘祖荫等与慈禧太后结下了君臣知遇之情。
《翁同日记》反映出16岁同治帝（同治十年）的读书状况，却是极其顽劣的：例如，日记中正月初七日记载：“晨读极散，因极陈（极陈，极力上言）光阴可惜，当求日进之方，上颔之而已，照常退。”正月二十九日：“……午初来，满书极吃力，午正二始毕，讲折尤不着力，真无可如何也！”二月初八日：“课题‘重农贵粟’，诗题‘东风已绿瀛洲草’，得洲字。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且虚字亦不顺，复逐字拆开讲过，仍凑泊而成数段，未毕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诗，诗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但是，慈安太后对此却并不十分介意。慈安的看法是，男孩子小时候哪有不好动的？过分拘束了小同治帝，损坏了小同治帝天然的灵动气息，反而不美。当时，弘德殿专司督促之责的王爷，为辈分很高的惠亲王绵愉。两宫皇太后怕小同治帝一人读书觉得无聊，便安排惠亲王绵愉的两个儿子奕详与奕谟入宫伴读。绵愉对于两个儿子奕详与奕谟的监督倒是颇为严格。小同治帝但凡有了顽皮的举动，惠亲王绵愉便让帝师们惩戒奕详、奕谟两个伴读，用竹尺很重地打他们的手心，希望可以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奕详、奕谟两个小家伙痛得杀猪般的号叫，小同治帝却不过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抿嘴而笑而已。事实上，慈禧太后先前也不认为同治帝的贪玩是什么特别的坏毛病。毕竟，两宫皇太后年纪轻轻守寡，两人就巴望着咸丰帝留下的这么一点亲骨肉，娇贵一点来养着，那也是人之常情。
据说，起先，关于小皇帝同治未来的教育方向，在清高层核心的内部曾展开过一次认真的讨论。这时，西风欧雨已然吹拂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恭亲王奕小心地提议：是否在君主的传统知识结构中引进一点全新的东西？让同治帝了解到在中华帝国之外尚有其他强悍尚武的西方国家，从而学习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关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法律外交以及西方人的战争游戏规则？帝师倭仁、李鸿藻等人对于恭亲王的提议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在一种“君权神授”的传统国度之中，培养一个传统的儒家圣君那才是国运长治久安的根本；如果让小同治学习西方那些乌七八糟的思想，长大后的皇帝便会试图去践踏那些传统的统治规则，从而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于是，两宫皇太后便发函征求地方权臣曾国藩的看法。
此时内阁的规模为四大学士、三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高居群臣之首，下面依次为文华殿大学士朱凤标，体仁殿大学士瑞常，文渊殿大学士瑞麟；三协办大学士则依次为李鸿章、文祥、单懋谦。同治十三年之后，四大学士尽皆殁没，于是大学士中的排名更换为：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武英殿大学士文祥、体仁殿大学士宝、东阁大学士左宗棠。曾国藩之后，大学士的首席便改为文华殿了。左宗棠的资格原本足以顶起文渊殿大学士之遗缺，可是，大清高级职称委员会在审定左宗棠的资历时，发现他的学历仅仅只是一个举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所以在拜相的时候便权且封了一个东阁，这令左大人私底下隐隐作憾。
事实上，晚清进入到同治、光绪两朝，政治机制转变为两宫垂帘加议政王辅政体制。慈禧太后为了防止权力的失衡，曾经动了不少脑筋，目的就是要防止下面的权臣欺负他们孤儿寡母、浸然坐大。具体而言，同治、光绪两朝，清政府政治中说话颇有分量者，大致可分成：奕、奕、奕、奕议政王大臣亲贵集团，地方督抚挂大学士衔的地方大佬，军机处，御前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五套领导班子。其中的权力运行机制相当复杂，应该为晚清史研究者明鉴。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相互协作，也相互制约；有时，慈禧太后自己也不能独自快然地高高在上，而是被这些权势集团裹挟着，身不由己地往前走。大家结成了一个很大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利益政治集团。
由此可知，曾国藩在当时的政治中影响仍然很大。只是曾国藩的表态却十分谨慎。这样，他的倾向就未免有些守旧了：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实际上也很无奈。皇帝是未来清王朝的一盏明灯，因此，在对皇帝的教育方针这一重大问题上必须谨慎。曾国藩的观点是，西式教育不过存在百年，而中国的孔孟圣贤之教有悠悠数千年的历史，可谓博大精深。在外界情况不明朗的前提下，小皇帝的教育自然应该以求稳为主。无论如何，培养一个懂得“礼与仁”的完美儒教仁君，那才是保证大清帝国的统治千秋万代传承下去的可靠保证。正好在这时候，倭仁为了展示自己进行克己复礼的强大的决心，在京城组织了一个叫作“食糠会”的高级俱乐部，规定入会的政府高官们少必须每周吃两天以上的粗劣糠面，以显示他们的艰苦奋斗。倭仁此举大获慈禧太后的好感，恭亲王奕引进西式教育的提议由是被搁置起来了。
这样说起来，同治帝自6岁到14岁的这段时间，除了上班应卯式地给两位皇额娘在养心殿充当垂帘听政的道具；日子过得真的是无忧无虑。我们知道，清王朝历代的帝王，想要顺利地登上皇帝的宝座，都要经过一番剧烈的竞争，有时甚至是血淋淋的兄弟骨肉相残。但是，同治帝的条件却是得天独厚的。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只有他一人。两位皇太后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即使是有文化，两宫皇太后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心血全部倾注在小同治帝身上。慈安与慈禧事实上是政治中的女人。政治，实际上是一项特别消耗人心神的游戏。如此，同治帝的少年儿童时代，就很过了一段逍遥自在的快乐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