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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性史》居然出版了。每篇各有它相当的价值,凡中学生以上及一般成年的普通人应该给他看,看后定然有益。少年人最易犯的是过度的手淫及种种不正当的出精,北京某著名医生不知亲手诊过多少少年死于摧残自己的性害之下。每见少女春消,弱男神倦,痨疾袭来,肺病之下,可叹有用的青年,便葬丧于五指之中。
  这个罪恶都缘于不知性学而起,这是一种;或则营两性的生活,恣情纵淫,以致双双埋葬于欲冢之中,这又是一种;有则男女虽经过了若干年的聚合,但不知性趣是什么。尤其是女子方面,怀恨难诉,诸病丛生。男因此不能尽欢,遂不免外遇,或嫖妓,或置妾,这又是一种;其他尚有许多罪恶,都因不知性学问而起。所以我们这项公开的研究,即在希望把这些性的罪恶竭力铲除,而代替了一个极有利益与极有兴趣的工作。
  因此,我们恳求世人供给我们如此集所登的普通性材料外,并且特别地供给我们一些专件:如手淫、男色、同性爱、兽交及各种变态的事情。此外,女子方面的身体、性官、性欲及性心理,更希接触者代为详细地描写,娼妓与相公也极希供给我们极多的材料。
  这第一集匆率出版,许多好文字不能加入,至为抱歉,尚待次集发布。至于竞生个人性史本极平庸无奇可录,但既承许多人所注意,待在后来某一集中自当写出领教就是。
  谈《性史》第一集
  张竞生
  原载于上海《新文化》创刊号(1927年1月出版)
  语云,少见多怪。《性史》第一集出版后,居然风行一时,有一般人说是淫书,有一般人说是性教育,就我个人的观察则以为皆是而皆非也。它不是淫书,因为本书目的乃在给人一些性学大纲,而使人利用科学方法以便达到最大的性趣。
  大胆说一句:我教人怎样就能使女子出“第三种水”的方法,于我人交媾上起了一个大革命与恋爱上成了一个大建设,这就是我的大功劳。可是,江平那篇性史写得太动人,难免血气未定者看后就大冲动特冲动起来,故说它不是淫书也未免为过于强辩些。不过这本是“新淫书”,不是旧淫书就是了,新淫书的淫字,如上新淫义所说,其所以与“旧淫义”不同处,就在它的功大于过,这又是我的小功劳。
  自《性史》出后,赞成与反对者各有其人。赞成者不过些青年在言论界上摇旗助势,或在学界上声应气求,但终不能敌过反对者的势力;反对者大多是一般老人物,执有社会相当的权力。
  今先说北京的巡警总监吧,报上载过我被拿办,实在并无其事。彼不过派几个便衣侦探,在各书摊用口头问卖书者,说这本书是淫书不可售卖至干不便。究竟,当本年(1926年)五六月时的北京当局尚是文明,极讲法律,不但我个人保住自由,就连一点公文也未尝顾临敝宅,检察厅完全无检举,报纸也无多大议论。惟有日本人开的《顺天时报》大造其谣,说我怕拿已偷走出京,又说法庭拟起诉了。这个外国造谣机关的影响甚大,居然有上海报驻京通讯员照话打电到上海来,于是不才竟侥幸得了性学专家的荣衔了。这些北京事说起来甚觉枯燥,我拟在后头谈我在广东及上海所得到的较有趣的史料。
  一本书与一个人的命运
  ——《性史》及张竞生的悲歌
  张超(张竞生之子)
  2005年2月
  性本无史。
  性,原是生物的一种本能。只有人类的性赋予文化的内涵,为之立史才有道理。可是中国历来颇多怪事: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许说;即使可谈,也不能写。天天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做的性事就是不能见诸文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尤其如此。胆敢为性作史的张竞生,因此身败名裂,终生蒙垢,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张竞生博士,从哲学家的角度关注和研究社会问题,性教育和节制生育仅是他选取的课题之一。他原想通过社会调查,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性现象和性经历,供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分析研究之用,乃于1926年寒在《京报副刊》上刊出征文启事,应征来稿颇为踊跃,他选出七篇,加以科学性按语,结集出版,名为《性史》第一集,那只是一本三十二开七万余字的小册子。
  没想到首集一出,即掀起轩然大波,封建卫道士们气急败坏,直斥为淫书,冠以“卖春博士”恶名,痛加挞伐。一些陋俗的人则从另一角度欣赏其内容,以满足变态的窥私欲。更没想到奸商市刽看到有机可乘,大量泡制粗俗的淫书,膺名《性史》陆续出至二十余集,笔者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旧书店,仍发现有第十八集者。似此折腾,纵有百口也莫辩矣,他只好将已制好版之次集销毁。
  但事件并未了结,厄运从此与他如影随形。
  他在北大撰写《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鼓吹美的人生观,虽获好评,但难掩因编《性史》惹来的铺天盖地的骂名,以至假期携眷到杭州旅游被当局以诲淫罪名拘押,幸得张继保释,并被逐出境。由此可见其声名狼藉,人们总是以异样眼光视之。1927年春,张作霖入关,捕杀李大钊,他适在外地,得免于难,乃南下上海,另谋发展。
  他与友人合作开办《美的书店》,创办《新文化》月刊,翻译出版性学家蔼理士的性科学丛书和“美的丛书”,致力于科学性教育的宣传。他提出有些女性性高潮时溢出“阴精”是“第三种水”的假设,曾被视为胡说八道,直到四十余年后的60年代始为外国学者证实确有其“水”。他还首创招请女店员售书,在上海滩其人其事搞得沸沸扬扬,但营业额倒是蒸蒸日上。他是一介书生,不懂经营之道,为同行倾轧,彼等勾结警方,以售卖黄色书刊为名屡次查抄罚款,致不久便倒闭。《新文化》月刊是中国首份宣传性教育和性知识的刊物,可惜只出了五期便夭折了。
  此后更是每况愈下,在国内颇难立足,乃再度去国,在巴黎潜心翻译卢梭《忏悔录》等世界名著。30年代中期返粤,未几又被仇敌罗织罪名通缉,再度亡命海外。每次都借编《性史》之恶名以入罪。
  迨至抗战军兴,广州沦陷前夕,携妇挈雏回饶平故里避难。一时几与外界隔绝,但报国之心未泯,躬耕垄亩同时热心兴学育才,度过较长时间相对平静的田园生活。
  大陆易帜后,当然被列为“思想改造”对象。他自己虽适时离开乡间,幸免在时代剧变的血火中灭顶,但留在阁里的爱妻未几即死于非命,他几痛不欲生,从此孤独鳏居。
  天人共怨的“文革”爆发,他更是在劫难逃,新老一大堆“帽子”扣诸头上。虽年已近八旬,步履蹇涩,仍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及强迫劳动,受尽凌辱,复关进牛棚。“牛鬼蛇神”均席地而卧,跳蚤肆虐,蚊声如雷。室置一粪桶,便溺均在其中,从无“放风”,比正式监仓尤为恶劣。每天除接受批斗外,还要诵念“最高指示”若干则,至“晚请罪”时不能背诵便要受皮肉之苦。
  如此折磨经年,已是似鬼非人,身心俱已不支,更被发配至穷山恶水荒僻之地,置于正式之牛寮。此时病笃乏医,孑然一身,孤凄窘迫,形销骨瘦,呼天不应,夜阑时脑溢血溘逝,翌日午始为人知。村民怜之,以薄棺草草葬于山溪之阳,峦丘之阴。时为1970年仲夏。
  斯人已逝,污水仍照头泼下。地区报纸以惯用之文革语言发布短讯曰“无耻文人死了”,妄图从此盖棺论定。其祸尚延及子嗣,历次“政治运动”多难幸免。然而天日昭昭,1984年,当局为其剔除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名誉,遗骸始归葬家山。
  时人感慨曰:一代奇人,成也《性史》,败也《性史》,谁与评说?
  第一集的七位作者均是大学生,也有人为此而遭祸者。最精彩那篇《初次的性交》作者江平,本姓金,曾留法,是极有才华的翻译家兼作家,译著颇丰。1957年“反右运动”,翻出陈年老账,加上讲过一些真话,被炒成一碟,打成“右派分子”,饱受二十二年折磨,至1979年“摘帽”,已耗尽元气,不久便含恨谢世了。其他作者,因已销声匿迹,终生讳莫如深,幸免罹难。
  这本小册子,1930年前后被译成日文出版,颇获好评,认为是中国第一本极有价值之《性史》。但它带给编者的却是伴身的谩骂、曲解、孤寂、贫窘……以至家破人亡。
  无知和性禁锢,造成许多人间悲剧,个人的悲剧容易落幕,但时代的悲剧就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