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三、 在回上海组稿的日子里
11月10日，考虑到工作日益紧迫，我再次召开了编辑部全体会议，动员大家苦战20天，争取把期的稿子在月底前搞出来。
会上大家建议：除了在逐渐增多的来稿中挑选佳作外，还应迅速找一些创作基础较好的外省市去组稿。经商议决定：派编辑经验丰富的崔道怡去天津，王朝垠去山东。通过当地有关部门找到作者，尽快组到一批好稿子回来。我想到陈冀德曾经向我表示：要尽力支援我稿子的，所以我决定自己去上海。会后，我马上打电话向袁水拍作了汇报。水拍同志一口赞同。我在出发前夜，给陈冀德打了电话，告诉她我要到上海组稿，请她大力支援。
在回沪前夕，袁水拍打电话给我，问我乘几点钟的飞机，他要送我去机场。我辞之再三，他执意不从。我只好在14日早晨赶到位于弓弦胡同2号的袁水拍家。一进门水拍表示抱歉，部里临时决定上午要开会，他只能让司机代他送我去机场了。临走时，他一方面要我向朱永嘉问好，同时他希望我同上海有关方面商量一下，《人民文学》的编委还不全，希望上海方面还提出一个人选。
14日中午到达上海。我在家里匆匆吃了午饭后即去《朝霞》编辑部。编辑部的同志已经从陈冀德的电话中得知我要来挑稿子，表示了热情欢迎。其实相隔才20多天，仿佛久别重逢，大家七嘴八舌，一定要我讲讲北京的见闻。我因急于去陈冀德处，便和他们胡乱地东拉西扯了一阵，走时请他们把拟支援我们的稿子准备好，明天我就来挑选。然后就去康平路写作组。
陈冀德一见我就迫不及待要我谈谈中央有什么新精神，仿佛我真的成了什么中央了不起的什么人物。我一开始就把杨筠向我反映的有关对肖志才和张伯凡的议论说了一下，但她并不满足。同时在座的写作组成员高玉龙和刘景清也在一旁，要我讲讲北京的文艺界有些什么新动态。我忽然想起解放军文艺社的那份座谈会纪要。我说：我没有什么新精神，有些情况倒可以向你们介绍介绍。于是凭我记得的一些内容，扼要地讲了一些座谈纪要里的内容。他们倒听得很认真，有些地方明显与样板戏总结的观念针锋相对，可他们还是点头赞赏，认为有一定道理。后我向陈冀德提到《人民文学》编委的事，陈冀德问我心目中有无对象？我说，合适的当推萧木了，他人在北京，能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成了编委后能及时给刊物通通气很有好处，我相信袁水拍也一定会赞成的。可是陈冀德略一沉吟后摇摇头说：“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本人也未必同意，你不信可以去直接问问他，反正他正在这里。”事后我在隔壁办公室内找到萧木，果如陈冀德所料，他一口回绝。他慢条斯理的分析说，何必要挂这个头衔呢，作为读者，他可以随时随地提意见，当了编委，难办了，提了意见采纳好呢还是不采纳。《人民日报》也给他挂了个编委的头衔，结果给他送来了一批稿子，他哪有这么多时间处理呀，结果常常误事。后他总算答应，今后多关心《人民文学》，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他会及时与我通气。
第二天一早，我原本去《朝霞》挑选稿子，但尚未出门，《朝霞》编辑部即打来传呼电话，要我打电话给陈冀德，她有事找我。我马上给陈打了电话。她问我昨天在她那里讲的解放军文艺社的那份座谈纪要带来没有？我说在我的笔记本上。她要我马上抄一份给她。我说内容你已经大体上知道了还抄它干啥。她说徐景贤想看一下。我犹豫了一下，心里跳出了一个疑问：这材料是总政作为文件发到部队的，而张春桥当时又兼任了总政的主任，凭徐景贤和张春桥的关系，徐怎么会看不到这份材料呢？这件事有点复杂，我是个比较胆小谨慎的人，万一徐景贤看了，同文化部通了气，引起一些矛盾，追究下来，我可吃不消。我对陈冀德说，这份东西是转抄来的，有没有差错我也没把握，这事情我有点怕。她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你抄好后交给我好了，没事的。到这个份上，我只好答应下来，反正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文件。当天，我先把材料抄好，然后等通讯员来取走。之后就分别给几个作者打了电话，了解他们创作情况，请他们为《人民文学》写稿。
从11月14日到上海至11月20日回北京为止，我在上海一共待了一个星期不到，其间主要是找作者约稿、看稿。现成的稿子只有《朝霞》的编辑段瑞夏的一篇小说，但马上发表还不行，找他谈了修改意见，争取在第二期上刊出。这样《人民文学》的创刊号上就没有上海作者的稿子，好在《人民文学》准备设有“各地作品转载”的栏目，《朝霞》曾在1975年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由孙颙写的小说《老实人的故事》，我看还是很不错的作品，可以建议予以转载，这样也可弥补上海没有作品的缺憾了。
在上海组稿期间，还有一次重要活动应该记述。那是11月18日的下午，我按陈冀德的通知，去市委小礼堂会见徐景贤。
徐景贤原本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年轻干事，业余喜欢写写文艺作品，早在我参加《萌芽》和《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时，我们就认识，而且在刊物上还多次发表过他的文章。以后他参加了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分管的市委写作班，担任了党支部书记。1966年底“文革”动乱初期，他举起了被称之为“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的造反大旗，率领了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之后几经升迁，当上了市委的书记之一。由于地位的悬殊，我们已不再往来，这次大概从陈冀德处得知我由北京回来，又看到了我抄录的那份材料，想必是找我聊聊。下午3点前，我先到写作组，然后会同陈冀德还有一位时已担任《朝霞》党支部书记的任大霖一同去了市委小礼堂，徐景贤已等在那里。开始，闲聊了一阵，问了我刊物筹备的进展，编辑人员的配备情况。我简略地汇报了一下。他又问：听说文化部有几个从上海调去的同志作风不好，群众有意见。我又把听到的反映说了。他说：这些人还是要革命的，但有缺点，将来有机会要提醒他们。说句心里话，尽管他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但毫无一点高官架子，态度随和，至少在我眼前是这样。后他作了长篇讲话，我连忙习惯地掏出笔记本，详细作了记录。他说：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1956年时一样，当然不完全相同，1956年时，根据当时的形势，就提到了双百方针，调动人的积极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当时党内部分人思想，有反对的，也有一些人从另一方面去理解。现在呢，也有些人思想不通，但得注意，比如革命样板戏，它对文艺革命有着深刻的意义，有不能否定的功绩，对此是不能动摇的。近看到电影厂讨论，戴厚英的发言大声疾呼，说领导怎么怎么。什么东西都有个具体情况，完全怪领导，对各级领导求全责备也是不对的。看到电影厂有个同志的发言，倒是比较客观，他说去年他们出了《渡口》，出了《出发之前》等等影片，还是好的，应该的，而现在只看到《南瓜的秘密》等没有拍，如果去年拍的都是《南瓜的秘密》和《竹笋》等，那不成了问题。
另外看到高玉龙的发言，有点偏了，他否定不存在重大的题材和非重大题材的区别，这不是导致题材无差别论了吗！当然，题材不能以行业来分，如钢铁的不一定都是重大题材，有些写小单位的，也可能是重大题材，主要是看矛盾冲突，是否反映了比较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且题材的大小也是相比较而言，如《捡煤渣的》和《人老心红》，比较起来，《人老心红》就比较大些，因为它接触到了阶级斗争，但如果和《第二个春天》来比，那就不能比了。现在还有人提，问《第二个春天》和《春苗》哪个题材大？我说都大。《春苗》虽说是写小单位，但接触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题材还不大吗！题材还是要讲的，题材无差别同反题材决定论，不是一回事。
自然，当前的侧重点是鼓励创作，这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但要清醒，要注意另一方面，文元同志讲，出一点《草木篇》之类也不要紧，那就说明有可能出一些《草木篇》之类的毒草或者是烂苹果、穿心苹果之类的东西。
《人民文学》希望能是一个崭新的刊物，有崭新的面貌。崭新，就是新的工农兵作者，老的人员也要发一些作品的，他们也要亮亮相的，但是开始亮相的好选一些比较好的。像这样一本刊物，要挤进来亮亮相的有的是，但不可能都让他们亮。我看一是政治上比较好，一是内容上至少有点新的精神。如郭绍虞的诗，虽然是旧体诗，但里面的内容不错，如检查到自己，而且表示愿为社会主义献出力量，这样，我看中央负责同志看到后，一定会高兴的。
有人讲上海现在比较活跃，但这个活跃，有个条件和基础，比如在前些时候，要活跃也活跃不起来。有些人没有解放，有的还未落实政策，新的还未出来，你怎么活跃法。外地有人反映说上海活跃是活跃，林放的文章也发出来了，但质量不高。质量果然不高，但也得让这些人有个过程嘛。这好比一些人在黑暗处蹲了一个时候，一下子到亮光里来，不习惯嘛。老人中有的是今后根本写不出东西来的，他们脱离生活太远了。
工农兵作者，主要是各地党组织抓的问题。上海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做一些艰苦的工作，才能有成效。艰苦工作，包括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不能写了一二篇文章就垮下去。
要谨慎，特别是对上海去的同志。你去，有很多人不一定会服气的，你施燕平算老几，就是编了几期刊物，就到这里来占地盘，文学史上哪有你的地位。有些人表面上服心里不服，因此更得注意谨慎，团结更多的人（讲到这里，他转向一旁的任大霖说，《朝霞》也得注意，现在还欠了辽宁的一笔债，批了他们的《生命》，是否可以考虑转载他们的一些文章，表示向他们学习，以改善关系）。
上海的稿子不要发得太多，我倒有个建议，今后《红旗》一般不发戏曲了，今后发的戏，也不再标样板戏了，因此你们是否把《审椅子》发了。
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不能搞成地方化，本来有些作品可讨论，可评价，可现在一评论到哪个作品，就变成对哪个地方的支持了，同样一批评，也成了对这个地方的批评了，造成紧张，这很不好。发了文章后，可能各地会跟着来。今后评论都这样，恐怕不行吧！
讲话结束后，他问我什么时候回京，并要我代向袁水拍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