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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1936年去世的。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规定，我带着三件传家宝——咸丰皇帝的密谕、大阅御用的紫宝石黄丝腰带和那把白虹刀，前往长春，追随溥仪。其实我到长春溥仪那儿念书，也是为了带出一张嘴，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我到了长春后，溥仪将我母亲和两个弟弟也接过去了，每个月还给一定的生活费。
溥仪在长春办了个私塾，还是抱着复兴大清国的梦想，他想先培养出心腹，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来之后，到伪满军队里当官，这样伪满军队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长春时，私塾里有五个学生。除了汉语、数理化、历史课等，我来的第二年赶上开英语课，老师陈承翰是溥仪二妹夫的舅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我们都是从ABCD开始学的，读的课本叫《New Crown》。学了两年，太平洋战争打起来了，溥仪怕日本人说他亲美，就不让我们学英语了。
私塾里有一堂特殊的课是溥仪亲自上的，专讲雍正的上谕，因为溥仪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对结党营私。溥仪本人就有些“谈党色变”，当时伪执政时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协和党”，溥仪就害怕听见“党”字，坚决反对，所以日本人把它改为“协和会”，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溥仪就同意了。
溥仪也是个“三分钟热情”的人，那时他新买了打字机、油印机，想图个新鲜。他不会打字，宫府内的打字员正好是我们的远亲，溥仪就把他叫到自己居住的缉熙楼上来看着他打字;溥仪用打字蜡纸在玻璃板上用复写笔抄雍正上谕，再油印出来。溥仪也没长性，没讲几课，他就停了。
溥仪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雍正的《朋党论》。学《朋党论》不能白学，要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绝不结党营私。怎么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监视，对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随时要向溥仪打小报告。我们几个学生其实都是同族宗亲，但到最后都变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被打小报告;而我们这些学生，要对他无限忠诚，绝对不许说假话。后来有的学生年岁大了，结了婚，溥仪高兴了会问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妇……”学生也得如实回禀，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仪的疑心重。当时有很多传闻，比如汪精卫到日本治病后死在那里，吴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仪听了，总是害怕日本人安窃听器或是害他。他那段时间比较苦闷烦躁，经常打我们出气。溥仪有一次得了痔疮，买了不少药，我那时还小，看到这种药很稀奇，随口说了句：“这药很像个枪弹！”这立即触动了溥仪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于是我狠狠挨了一顿板子。溥仪那时候没有生杀大权，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会把我拉出去毙了。皇上杀个人算什么呀？
在溥仪身边“不胜小心”——他喜怒无常，你真的是没法小心。有一次溥仪有点感冒，发了点烧，要避风。你在他身边看报，翻过来看另外一版，就这点风也能让他“龙颜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风吗？用报纸在我身边扇风，是不想让我快点好吧？”于是你便要赶紧趴在地上请罪、磕头。还有一次溥仪突然使劲盯着我，把我看得直发毛，我就避开了他的眼光，谁知麻烦还是来了。“你怎么不敢看我？一定是心中有鬼，一定是和我有二心了吧？”这帽子一下子扣上了，解释也没用。我只好还是磕头，再自扇耳光，痛哭流涕：“奴才死也不能离开皇上啊！”这样才逃过一场灾难。以前我们对溥仪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后才改口叫“大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提到了数百人，都用的真名实姓，但唯独我们三个“毓”字辈的，他都给化了名，我在这本书里就是那个“小固”。至于为什么把我们“三小”用了化名，我还从来没有问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