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国家领导人（1981-1984）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小平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云的地位一直比邓小平高。但陈云没有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如彭真、叶剑英、李先念等，都缺少邓小平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小平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剑英和李先念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小平的风格与截然不同。总是高高在上地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小平则和他们打成一片；善于掩饰自己，经常隐藏自己的真正感觉，邓小平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小平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样。邓小平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做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小平也绝不心慈手软。1982年，他要求韦国清辞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为韦国清安排（或是容许）军方机关报刊出一篇文章，攻击“文化圈的某些负责同志”。在许世友公开表示他反对为刘少奇平反后，邓小平也安排他退出政治局。
与和华国锋不同，邓小平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
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小平有两项优点：他看得很远，而且他规定，所有的计划和提议都应该先试试看行不行得通。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的做法。30年代，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小平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时间，把20世纪末和21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小平有条件把眼光放得更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
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小平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他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或实践派。
邓小平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的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得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美国的报纸上很出风头。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掀起一股“邓旋风”。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分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和外宾的谈话中，邓小平一再谈到三个主题。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已经成为过去，今后不会再发生。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小平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比不上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由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人实施集体领导，其中之一是一群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自认有监督决策的权力；另外则是一小群较年轻的领导人（不过，也只年轻了半代），他们都是由邓小平挑选出来担任重要的行政工作。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这一类的年迈领导人当中，重要的有陈云、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陈云，1905年出生于上海市郊区，当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他和邓小平同一年入党（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员，比邓小平早21年。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他一直担任高层领导。80年代，随着他五六十年代的许多讲话公开出版，奠定了他经济决策者的稳固地位。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经常扮演杰出的政治角色。
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会议上，他力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陈云老年时的照片，看起来显得有点郁郁不乐的样子。多年来，大家一直听闻他的健康情况不佳，而且，他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华南。但他中年时，一点儿也没有郁郁不乐的神情，甚至不会让人觉得阴沉。他那时经常面带微笑，而且善于用比喻。在50年代，他把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功能比喻成笼子和鸟：如果笼子太小，里面的鸟儿会死掉；但是，如果拿掉笼子，鸟就会飞走。1959年，他把国家经济比喻成是一个“棋盘”，这显示出他很了解，如果每一个地区都专心于提高它本身所能生产的产品产量，那么，全国的经济产能将会大为提高。
80年代，陈云一直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1982年成立的，陈云曾任该委员会的主任。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云对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及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态度日趋谨慎，更加重视控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但如果认为陈云是反对当时一些大的改革，如农村改革，那就错了，陈云的观点，代表了中共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逝世后，中共彻底否定了“左”的和极“左”的观点，人们似乎以为陈云也是左派。他虽然被视作左派，但他的资历太深，而且曾经推动过邓小平
欣赏的一些政策，即使不提他和邓小平的深厚友谊，邓小平还是会听他的。
彭真的头顶很圆，嘴巴很大，加上他的红脸膛，使他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同60年代初一样，80年代他与邓小平再度密切合作。一开始，他任顾问，负责党的安全与法律工作，这也是20年前他所从事的工作。后来，他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为
高立法机关的负责人。对于邓小平曾在1966年加入指控他的行列，彭真似乎一直没有表示任何不悦。他没有要争当政治局常委，虽然他有资格这样做。彭真的资历很深，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看到过他要坚持某种观点。也许他只是一位尽忠尽职的党务工作者，而不是一位出名的领导者。他的勇气胜过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文化大革命”前的几个月，他曾站出来大胆地与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