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工程和理性能力军备竞赛
直到伦理学诞生之前，达尔文式研发在没有任何远见的情况下进行了数十亿年，渐进的攀登着不可能之山的坡面（道金斯，1996）。无论何处若生物世系处于适应性地形图上的一个局部顶峰，其成员甚至无法怀疑在某个山谷的远侧是否可能存在更高更好的顶点。在它们的物理地形图上，它们当中看得更远的那些，可能会制定到达河对岸或那边山头上那一小片可食用草的目标，或做些难度相当的事情，但是关于生活意义可能会是什么以及如何可能最好地实现它之类更遥远的问题，则是不可名状的，直至我们到来。
唯有我们是这样一个物种：其成员能够想象物理地形图之外的关于可能性的适应性地形图，他们能越过山谷而“看到”其他可以想象的顶峰。唯有我们在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试图弄明白我们的道德抱负在科学正在揭示的现实世界中是否有任何根基——这一事实，便显示了我们与所有其他物种何等不同。
我们能够构想一个（我们觉得）更好的世界，并渴望去到那里。我们以为这些其他世界可能更好的想法是正确的吗？在何种意义上更好？按谁的标准？按我们的。我们进化出的反思能力同时给了我们——也只有我们——评估目标的机会和能力，而不止是手段。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当前价值作为任何预料中的价值重估的起点，但从我们目前所在山顶的视角，我们可以明确表述、批评、修订和——幸运的话——相互赞同一组针对在社会中生活的设计原理。我们可以想象某些完全不同于我们当前处境的诱人的乌托邦巅峰。
我们能达到其中任何一个吗？我们确信自己想要努力一下吗？如果我们达不到，那或许是可悲的，但并不违背理由。如何将政治这门有关可能性的艺术纳入考虑，本身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困难设计问题之一。我们可能陷于从我们的历史处境看已是最佳的可能世界中，哎，但同样，我们或许能够在我们的当前设计中发现某种调整措施，它有望将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山顶。
而且不像任何其他物种，这些是为我们准备的问题。我们确实在为它们工作，为它们投入时间和精力。我们收集与它们相关的信息，探索它们的变化，并在知道我们的反思实际上将参与决定我的哪条未来轨迹会成立的情况下争论这些轨迹的优点。
这最终提供了一个让传统道德性问题在其中可以有意义的自然主义框架。我们的进化历程已将我们带到了哲学与政治考察和争议的传统舞台，许多观念在其中竞争我们的赞同。伦理学是个巨大而复杂的领域，我在本书中不会尝试对这里面的争议给出一个判断，甚至不想参与其中，而只想就一些有关上述进化历程的化石遗迹给出少许意见，这些遗迹至今可能仍在以误导性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伦理思考。
作为灵魂工程师，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看看我们能否为负责任道德主体这一观念提供一个牢靠基础，这样的主体，不同于合作性的草原犬鼠或忠实的狼或友善的海豚，它能基于对理由的考虑而自由地做选择，并可能对其选择的行动在道德上承担责任。我们已勾勒了构成让这样一个概念得以存身的概念环境——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的进化发展过程，但我们还需要更仔细检查一个个体如何可能成长为这样一个尊贵角色。任何人都能真正克服困难而达到这一境地吗？我们不是已从心理学家那里了解到，我们实际上和我们自称的理性主体相去甚远吗？
艾伦凡特（Allen Funt）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的非正式实验和用偷拍相机（Candid Camera）所做的演示，对人类心理及其惊人局限性的揭示，不亚于任何学院心理学家的工作。这里是其最佳例子之一（根据我多年后的回忆）：他将一个伞架放在百货商店一个显著位置上，在上面放满了崭新锃亮的高尔夫球车扶手。那是些结实、光亮的不锈钢管子，大约两英尺长，中间有点弯，一端有孔（以便用螺丝拧到高尔夫球车上的带孔槽位上），另一端有个结实的球状塑料把手。
换句话说，这些不锈钢管子几乎是你能想到的最无用的东西，除非你刚好有一辆丢了扶手管的高尔夫球车。凡特在上面挂了个招牌，上面写着（大意）：“五折。限今日！5.95 元。”有些人买了它们，当被问到为什么要买时，他们欣然谈及某个答案。他们对这玩意儿是啥没什么概念，但这是个漂亮的东西，而且价钱这么合算！这些人脑子没坏也没喝醉，他们是正常成年人，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端详此类演示所打开的深渊时，会笑得发抽。我们或许很聪明，但我们当中没有谁是完美的，尽管你我可能不会掉进高尔夫球车扶手这个老圈套，但我们很清楚，这个圈套的很多变种我们曾掉进过，也无疑会在未来再次掉进。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理性不完美，我们在理由空间中易受其他事物而非有意识领会的理由驱使时，我们害怕自己终究不是自由的。也许我们是在哄骗自己。也许我们与康德式实践理性机能的相似性还如此不够格，乃至我们自豪地将自己视为道德主体的自我认定，只是个华丽壮观的错觉。
我们在此类案例中的失败确实是自由的失败，未能像我们原本希望的那样，去对生活抛给我们的机会和转折点做出响应。因此之故它们是不祥的，因为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渴望的各种自由意志之一。注意，如果凡特的被试不是人而是动物——狗或狼或海豚或猿——那他的演示便不会给我们深刻印象。我们预期“较低等”动物会生活在表象世界中，受益于“本能”和在特定背景中极其有效、但在陌生环境中很容易露馅的知觉能力。我们向往一个更高的理想。
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人类弱点和种种说服技术利用它们的方式，看起来好像我们自夸的自主性只是个缺乏根据的神话。“抽一张牌，随便哪张，”魔术师说，然后老练地让你抽了那张他早就替你选好的牌。推销员知道一百种方法让你解除防备而买下那部车、那套衣服。压低你的声音，这会很管用：“我在绿页号码里看到你了。”（你可能希望下次当一位推销员这么向你低语时，你会长点记性。）
注意这里有一场军备竞赛，手段和反手段相互抵消了。对你们当中记得我对它的揭露的人，我多少削弱了上述低语伎俩在你们身上产生的效果。不难看出，充当这场战斗之背景参照的理性典范是这样的：买主责任自负（Caveat emptor），我们如此宣布，让买家小心。这项政策预设了一个前提：买家足够理性而能看透卖家的甜言蜜语，但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卖家不会一五一十地说出实情，我们转而采用了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 ）的政策，规定用清晰的语言明确表达某项合约的所有相关情况。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政策被大钻空子——精细打印伎俩，威严堂皇的官样文章——于是我们可能进而更详细地规定卖家要如何向不幸的消费者填塞信息。不知何时，我们已在对公民进行“婴儿化”的过程中放弃了“达到承担责任的法定年龄（consenting adults）”的神话。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提议，为特定群体或特定个人分别编写通知，对每个目标群体采用特殊的图像、故事、帮助和警示，我们可能禁不住要谴责这种提议是家长式的，而且对自由意志理想具有破坏性，在该理想中我们都是康德式理性主体，能对我们自己的命运负责。
但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自文明降生以来已经历了更新，已被精心准备过，变得更舒适，沿路有着许多招牌柱和警示牌，减轻了我们作为不完美决策制定者的负担。我们开心地倚靠这些我们发现颇有价值的假体性辅助——那正是文明生活之美——却看不惯他人所需要的辅助。一旦我们理解了这是一场军备竞赛，便可避免绝对主义，后者只看见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是完美理性的，要么我们根本不是理性的。
这种绝对主义助长了这样一种偏执恐惧，认为科学即将向我们展示，我们的理性只是个幻觉，尽管从某些角度看这是个良性的幻觉。这一恐惧转而为任何许诺会抵制科学这么做的说辞提供了欺骗性吸引力——我们的心灵是神圣和神秘的。我们实际上是非常理性的。比如，我们理性得足以在设计彼此玩弄心智游戏的手段方面表现着实良好，能够找出我们理性防线中越来越细微的裂缝，继续玩着这场永无止境的捉迷藏游戏。
但我们是如何在这方面变得足够好从而能够建立团队的？对此问题的良好回答必须避免所有方面的矛盾［苏伯（Suber），1992］。如果你是自由的，那么你是否对你是自由的这一事实负责，还是那只是运气？你可以因未能让你自己变得自由而受责备吗？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见，合作者解决承诺问题和建立他们作为道德主体的声誉的能力，将因他们成为社会的可信成员而为他们带来许多利益，但如果你未能获得这样的地位，你的希望——如果有——在哪里？我们应该以轻蔑还是同情的态度看待我们中间的惯常背叛者？
进化过程所创造的边界是渗透性的和渐变的，有着介于有与没有之间的中间情形，但我们无法始终跟随自然之母拒绝分类的做法。我们的道德和政治体系显然迫使我们将人们分为两类：那些能在道德上负责的和那些因为他们达不到标准而被宽恕的。只有前者适合于成为惩罚的候选对象，适合于被要求为其过错承担责任。我们该如何决定将线划在哪里？
我们偶尔做出的愚蠢行动，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习惯和性格缺点，可能会让我们疑虑，任何这种分类除了是个方便的神话之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就像柏拉图关于金属的讨厌神话，那是他在《理想国》里提出的和平倡议，堪称公共关系伎俩的先驱。他说一些人生而为金子，另一些则应该满足于成为银和铜。
比如，政治理论似乎赞同在社会中维持某一程度惩罚的政策，以便赋予禁令以可信度，那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威慑理性者不去违反它，但这一政策注定是伪善的。我们最终去惩罚的那些人，实际上付出了双重代价，因为他们是替罪羊，被社会故意伤害以便为更有能力自我控制的人树立一个生动案例，但其实并不真正对其所作所为负有责任，尽管我们虚伪地宣称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成为一个真正可责（culpable）的恶棍的资格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呢？是否有任何人可能真正符合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