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言之，“六经皆史”之所谓“史”，非今人之言“历史”，而指史官之所职。官师合一，史官所职，即一代典宪，所以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而认识到这一点，便必须“贵时王之制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①章学诚的“经”，定位于过去的“先王政典”，即过去的圣王之法。在这一意义上，仍然没有背离古文家的精神。
章太炎言“六艺，史也”，其“史”之义，本与章学诚同。
但是，在《馗书·清儒》中，章氏接下来以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数理之学言《易》，又云《诗》若《薄伽梵歌》，《书》若《富兰那》神话，《乐》犹《馐马》、《黑邪柔》，②则都是从原始文明的角度，也就是所谓“神话”的角度来解释此数经，易言之，章氏之“史”，不止是“史官”之史，而且是 “历史”之史。
正因如此，章氏在自注中加了一句话：“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③古代史官所记述的那些历史性的陈迹，都是 “经”。就此而论，则经与史完全混合为一。如果说在章学诚那里“六经皆先王政典”，经即先王史官所职，那么，在章太炎这里，他进一步将“六经皆史”之“史”，由官书而视为历史。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载章太炎的白话文演讲《经的大意》，说得更加清楚： 《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个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古人的史，范围甚大，和近来的史部有点不同，并不能把现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这样看来，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
正因如此，章氏言经学之功能，有云：“魅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日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汗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②此语《检论》因之未改。断以人道，夷经为史，是章太炎的基本主张，在这一主张中，六经的意义，在于使 “上世社会汗隆之迹”，大略可知。这里经学之意义，已完全转化为史学之功能。尤其是接下来之言“明进化” 与“审因革”，以传统古文家之见，六经为不同的圣王之法构成，郑玄之后，弥合了这些古圣王之法的矛盾，作为圣王法集合的六经，可以通经致用，而对章太炎而言，六经以综贯，可以明不同历史时期的进化过程，六经以裂分，可以探研不同圣王之法的因革过程，章太炎与其前的郑玄、章学诚不同，不在于他们都将六经看成“史”(官书)，而在于他们对 “史” (官书)的态度，郑玄将六经视为“法”，旨在使六经之法贯通而为一圆融整体，可以继续求致太平之迹。章学诚将六经视为“史”(官书、政典)，旨在阐明“官师合一” ，使人重当世政典，考求古经新用。而章太炎不但视六经为“史 ”(官书、政典)，更重要的是，以“历史”的眼光、态度来看待六经，因此，六经一变而成为“上世社会”的实录。在这一意义上，章氏之六经，已经不止是“史”(官书、政典) ，而且是 “历史”。对“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历史” 的理解只有一个，那就是遥远的古代。P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