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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善炯接到通知，要他于9月20—23日在怀尔（Wye）参加英国第九次哈登（Harden）会议。会议的名称是“质粒重组子的分子生物学”。它本为一个地方性的生物化学会议，但实际却有15个国家的科学家参加。据说是由于遗传工程研究在美国受到了阻碍和非议，所以大家借机到英国来讨论了。在会上，沈善炯遇见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P.Berg）和霍格纳思（D.Hognees）。霍格纳思是沈善炯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同学，他找沈善炯谈了很久，从他那里，沈善炯得知当年的老师霍罗威茨和同学赫斯根斯等均平安无恙。霍格纳思询问沈善炯关于他回国后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沈善炯觉得一言难尽，只是说一切都好。
考察组里的其他5个人也都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们住在怀尔学院的学生宿舍里。每天上午开会，下午休息，晚上7时至9时继续开会和讨论。除了听报告外，在晚上的喝咖啡时间，沈善炯都待在宿舍里，重温白天的记录。科恩伯格好几次来找他，要他出去和大家谈谈，沈善炯都谢绝了。他知道，一个人出去与外国人多接触是违反纪律的，肯定会引起团内诸人的怀疑。另一个原因是，虽然他已经开展了一些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工作，但对于近些年生物学的进展了解得还是非常不够，对他们在会议上的报告，明昧参半，也谈不出什么意见来，所以觉得还是不去为好。
……
科学能使许多原本“无用”的东西变成宝贵的资源，并通过技术把那些东西加工成对生活富有裨益的产品。它和解除枷锁、释放创造力的人权一样，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
15世纪以前，西方的科学尚处于古典形态，普遍还没有与技术和生产结盟。在这样的情况下，缺乏科学，但拥有众多官营作坊的中国在运用自然知识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甚至表现得比西方文明还要出色。于是，长期以来，技术的传播主要由东方流向西方。
15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逐步摆脱了压倒性的神权，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一些商贸发达的城邦出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萌芽，追求现世享受、关心技术革新的商人阶级开始升入国家的权力机构。在新的社会氛围的熏陶下，西方出现了达·芬奇（1452—1519）、哥伦布（1473—1543）、哥白尼（1473—1543）、马丁·路德（1483—1546）、加尔文（1509—1564）、培根（1561—1626）、伽利略（1564—1642）、开普勒（1571—1630）、啥维（1578—1657）、洛克（1632—1704）、牛顿（1642—1727）、瓦特（1736—1819）、达尔文（1809—1882）等伟大人物，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的开辟、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伟大事件……一句话，西方发展出了近代的人权和科学，进入了近代文明阶段，变化得越来越快。
而此时的中国依然停留在中古阶段。虽然在技术上仍有缓慢的发展，但国家的政治体制却变得越来越专制。由于强烈地箝制言论，人们的创造力变得越来越低下。不但不能创造出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文明形态，甚至连已被西方传教士送到眼前的新的科学知识也不能真正吸收。于是中国被西方超越，并且被抛得越来越远。
近代文明是一种扩张的文明。自1495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往外扩张。他们一方面鸠占鹊巢，杀灭当地民族，占据原始文明的居所，在那些地方殖民；另一方面自立为王，打压中古文明人，逼迫古代文明地区开辟市场，与他们通商。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占领了美洲、非洲、大洋洲、中东、印度等地之后，西方文明扩张到了中国。他们先是两次派使节带着西方先进的工业品，要求与中国通商。但傲慢的中国皇帝一方面把那些物品照单全收，另一方面竟然狂妄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中国不但不肯和西方做生意，还公然藐视他们。
和平交涉的手段失败后，西方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以这种罪恶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眼见鸦片令国民赢弱、白银外流，中国政府决定禁烟，并派兵没收了西方毒品贩子的鸦片，予以销毁。西方对于中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态度早已不满，早就想遵循以往的做法，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现在机会找上门来了，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于是，他们派了炮舰过来干涉。就这样，尚处于中古时代的中国文明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文明之间发生了次实质性的碰撞。
在这场被中国人称为鸦片战争、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的碰撞中，虽然广大中国官兵英勇壮烈、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但他们的大刀、长矛、弓箭、原始火炮打不到敌人，他们只有被屠杀的份。在现代文明的坚船利炮面前，古老的中华文明根本就不堪一击。
于是割地、赔款，中国受尽屈辱。但几千年以来庞大而专制的农业文明有着巨大的惯性，除了极少数有识之士以外，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并没有被炮声所真正震醒，他们依然麻木不仁、妄自尊大，依然不肯学习西方，依然在老路上原地踏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变革。
10多年后，西方人发现，已经获得的五口通商等条件依然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他们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并要求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便交流。但中国政府、甚至中国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肯跟他们打交道。在和平交涉无门、处处碰壁之后，为了修改条约，以英、法两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再次找借口向中国发动了战争。经过10多年的飞速发展，西方变得更强大了，而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则更加赢弱，于是中国又一次一败涂地。英法联军不但把战火烧到了天津、北京等中国的心脏地区，还赶跑中国皇帝，并烧毁了他所珍爱的圆明园。
中国又一次签订城下之盟，又一次割地、赔款，又一次蒙受巨大耻辱。这一次的耻辱终于令部分务实的中国新权贵警醒。他们开始发动“自强运动”，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不动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引进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兵器制造技术。他们甚至还向西方派出了少量的留学幼童，虽然仅仅过了几年、没等他们完成学业就把他们全部召了回来。就这样，在与西方文明发生实质性碰撞20年之后，中国文明终于开始了其近代化进程。
但相对近邻日本而言，中国的近代化推进得太不彻底、太缓慢、太没有效率。日本也是直到1853年遭到西方攻击之后才开始认识近代文明，但它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拒绝接受现实，而是马上认识到了自己和西方的巨大差距，从此之后，它开始认真学习西方。它并不鼓吹什么“和学为体”，而是直接推行全面西化政策：不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科学，还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甚至还学习西方的掠夺行径。日本的政策很快取得成效，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内就初步实现了近代化。随即，它把掠夺的目标对准了中国。1894年，中日开战，洋务派辛苦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又一次惨败，又一次割地、赔款、丧失尊严。
小小的、一直被视为中国的学生的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超过了比它庞大得多的中国，这个事实太令人震惊了。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痛定思痛，决心向敌国日本学习，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一通而百通，从此之后，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全面地、高效率地学习西方。但短视的清朝贵族太拘泥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为了保住那一点点东西，他们发动政变，轻而易举地葬送了维新运动。没过多久，顺着部分底层民众盲目排外的潮流，他们向干涉过他们的政变行动的诸多强国同时宣战。那些强国组成八国联军，又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地打到北京，又一次让中国的领导人及其家族变成丧家之犬。
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威信几近消失的清朝政府终于决定推行“新政”，从上至下发动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彻底地推行维新派先前拟订的那些改革举措。虽然由于公信力散失，他们很快就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外内夹攻下丢掉了政权，但新的制度在名义上还是基本被以后的政府沿袭了下来——尽管对宪政的执行程度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进入20世纪之后，学习西方的科学、学习西方的文明终于开始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
20世纪初，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开始到国外留学，开始全面地学习西方的工程、技术、科学，等等。虽然这些人由于在出国前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根底较差，故而通常并没有从国外获得较高的学位，但他们回国之后，仍把西方文明，尤其是科学的种子传递给了他们的学生一代，使得他们的学生在青少年阶段就能接触到现代科学。
而他们的学生再到国外留学时，就有能力学习和研究前沿的科学，并取得较高的学位。主要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批在前沿科学领域崭露头角的学者，比如翁文灏、竺可桢、吴宪、庄长恭、李汝祺、杨石先、杨武之、林可胜、吴有训、叶企孙、罗宗洛、曾昭抡、黄子卿、高崇熙、周培源、赵忠尧、傅鹰、王淦昌、吴大猷，他们在国外取得了优秀的成果，并获得博士学位。
二三十年代从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代专家也先后回国任教。在这些明师的悉心教导以及他们所营造出来的学术氛围的熏陶下，新一代学生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了学术的前沿。获得留学机会之后，他们利用国外优秀的研究条件，取得了更高的学术成就：一直滞留海外的，有不少获得了世界科学奖项，走入了世界秀的科学家行列。学成回到祖国的，一方面在政治运动不断、物质条件很差的困难环境中致力研究，另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科学人才；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一道，不但解决了大量国计民生的问题，还使中国本土建立起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开始出现优秀的科学成果，从而使科学在中国真正实现了本土化。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陈省身、吴健雄、林家翘、李卓浩等是前一类人的代表，而华罗庚、钱学森、冯德培、王应睐、谈家桢、黄昆、吴文俊、刘东生、叶笃正、朱光亚、邹承鲁以及本书的主人公——以金霉素生物合成、微生物生化、固氮基因研究等在国内做出的成就而闻名于世的沈善炯是后一类人中的佼佼者。
沈善炯于1917年生于江苏吴江，本为一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因勤奋好学，受诸多师长的青睐和资助，得以在战乱流离中完成大学学业，并获得宝贵的留学机会，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深造，在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习得的科学知识、实验技能和科学的方法和精神。1950年年底，他历经险阻、克服巨大障碍回到日思夜想的新中国，很快得到重用，先在浙江大学任教，后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做研究。应国家之需求，他从零起步组建研究队伍，投身于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抗生素研究。上海、北京多家科研、生产机构经通力协作，迅速取得成就，而沈善炯所负责的金霉素生物合成研究，更是名列前茅，达到了国际水平。金霉素的科研和生产问题解决之后，他热衷于微生物的基础理论研究。1960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微生物研究所，沈善炯被任命为负责人。他夙兴夜寐，带领学生、同事忘我地工作，很快又在生物化学遗传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惜的是，良宵易逝、好景不长，先是研究所因国家经济困难而被归并入他所，然后，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暗箭所伤，被迫脱离科研一线。期间，他遭遇了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残酷折磨一长达十昼夜的刑讯逼供、失去大便能力，只能用手一块一块向外抠、不打麻药直接在脖子上开刀，等等，悲惨之状，让人不忍复述。可他却宁愿选择自杀，也不肯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更不肯乱咬、出卖他人……长达十年的漫漫长夜终于过去，随着“四人帮”下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华巨轮有了新的航向。科学开始进入“春天”，而他的冤屈也得到平反。由于新一代科学家尚难堪重任，他虽然年届六旬，仍不得不发挥着余热，奋战在科研线。他又一次赴美国进修，又一次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又一次取得新的成就，在几年的时间内即使自己的实验室成了国际上以研究生物固氮而知名的实验室。
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享有国际声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美国南加州华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协会杰出成就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陈嘉庚生命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重要奖励，并培养了包括两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众多优秀学生，可到晚年时，沈善炯却自认为根本就不够资格称为“科学家”——跟他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同学比，他取得的成就确实要逊色一些。他为什么能够成长为杰出的人才？为何后来又壮志未酬，没能尽展自己的才华，取得与留在海外的老师、同学类似的突出成就？这是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此，沈善炯提交过自己的思考。2001年，他出版了《我的科学生涯》一书；2002年，发表长文《机遇》。2009年，笔者又协助他整理了《沈善炯自述》一书。在这些回忆录中，他直抒胸臆，将自己的“奋斗经历、爱恨情仇，宣泄在文字中”，不仅感激给过自己滴水之恩的好人，批判给国家、民族和自己带来厄运的“坏人”，还深入解剖了自己。这些呕心沥血讲真话的作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甚至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但它们主要立足于政治运动对工作和生活的干扰，对科研和教育工作记载得非常简略；在少量谈及科研的文字中，说的主要是学生的功劳，对他自己的贡献，反映得很是不足。由于建立在当事人的记忆和情感的基础之上，这些作品难免还有一些不确切之处。
笔者于2003年与沈善炯先生结识，过从甚多，感于他为人之正直与经历之丰富，早就有心为他撰写传记，将他的经验和教训更为深入地展示给公众。为此，除多次访谈他本人外，还访谈了他周围的一些人。2010年夏天，“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启动，以系统收集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真实展示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受项目委托，笔者正式开展了对沈先生的资料采集和传记研究工作。出于对笔者的信任，沈先生比较配合。经过努力，我们收集到了包括沈先生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章、学部委员证书、职称评定证书在内的不少珍贵实物，包括其回忆录、论文、杂文、手稿、书信、科研和文书档案在内的不少有价值的文献，并对他和他的同学（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前所长郑哲敏院士）、学生（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家璧）、朋友（如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高级工程师）等进行了补充访谈_—有的只有录音，有的还含录像。而本书就是我们这些采集成果的集中体现。应当说，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略有遗憾的是，虽得到了植物生理研究所领导的热情帮助，笔者仍未能如愿查阅到沈先生的人事档案；由于沈先生本人年岁已高，记忆力大不如前，他也很难再提供新的回忆和史料了。这是笔者在介绍沈先生早年的经历时，不得不较多地使用自己在整理《沈善炯自述》时用过的那些资料的原因。
除档案文献和当事人口述之外，本书还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考察过的现场除他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外，还包括他的出生地和就读过的一些学校。较之沈先生自己的回忆录，本书增加了近一倍的篇幅。在大量科研和文书档案的支持下，本书突出了他从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之后共约50年的科研工作，内容应当说是更为广泛和充实了，对科研之外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时间点，往往也交代得更为准确。
本书立足于回答沈善炯如何成才、为何壮志未酬这两个问题，以时间为主线，分九章展开介绍他的人生。前面三章分别介绍他的中小学、大学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第四章介绍他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在归国途中遭驻日美军非法扣留的经历。第五、六、七章介绍他20世纪50～60年代先后在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的过程，以及60年代他带领学生研究微生物生化的情形及取得的成就。第八章谈他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经历。第九章介绍改革开放以后，他以60余岁高龄重新出国充电，在国内开创生物固氮遗传这个新兴领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历程。然后是简短的结语和几个附录——对他的学生和朋友的访谈、他的主要科研论文目录、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主要成果。
在书稿付梓之际，谨在此感谢我的受访人，除传主沈善炯院士本人外，还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洪孟民院士、朱家璧研究员、俞冠翘研究员、罗利副研究员，力学研究所郑哲敏院士，微生物研究所程光胜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施履吉院士、周元聪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薛攀皋高级工程师。朱家璧研究员不但接受我的访问，还提供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在查资料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文书档案处潘若男老师、黄丽荣老师、吴双老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李丽云老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档案室倪瑞莲老师，上海植物生理与生态研究所党委李小骝书记以及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些老师都曾给我提供过方便。
上海教育出版社隋淑光博士和我一起访谈、研究沈善炯先生。他整理了我们所收集资料的目录和众多的访谈稿，并将部分文献制成了资料卡片，为书稿的撰写提供了重要帮助。
书稿终是在英国完成的。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霍普伍德（NickHopwood）博士理解、支持我的工作，李约瑟研究所古克礼（ChristopherCullen）教授、莫菲特（JohnMoffett）先生、贝内特（SusanBennett）女士给我提供了清静幽雅、宽敞明亮的办公场所。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熊卫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