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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史的核心事件，1917年十月革命依然是历史研究和争议的主要焦点。不可避免的是，历史问题的概念与提出的证据是由历史学家关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欲望和这一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性质的观点形成的。
1890到1917之间的年份是特别重要的时期，革命力量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1890年代，财务大臣维特（Sergei Witte）为现代经济奠基。虽然他实现了许多经济目标，但是强行开展的工业化也促成了革命运动的复活：其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的不稳定。在19－20世纪交替的时候，农民公开造反，被异化的和具有战斗气概的城市无产阶级正在出现，而且，整个自由派反对派正在开始形成。全部这些团体都要求根本性的改革，其中包括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1905年，他们聚集了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提出一部宪法和称为“杜马”的立法机构。但是，双方都不满意。帝国政府试图收回被迫给予的许诺，而反对派则试图谴责这个制度，说它是“伪立宪主义”。只有一个小圈子的人士愿意和政府合作，但是政府却未必总是愿意和他们合作。政府希望富足的农民会发挥革命刹车板的作用，于是颁布了斯托雷平改革，用以“米尔”（mir）著称的旧式公社制取代土地的个体所有制。1909年，经济复苏，高速的增长率维持到了1912年。总之，局面是复杂的。1905年开启的变革是否正在引导创造出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并且具有进一步的自由民主演进的潜在机遇，乃是一个议题，但是本文不拟做出回答。
我们所关注的是以白银时代著称的文化潮流及其与社会发展之更大语境的关系。白银时代通常被认为始于1898年（亦即全然论述艺术的第一种杂志《艺术世界》出现的年份），终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白银时代是在艺术全部领域中开拓性革新和优异创造显现的时代，其基础乃是对于个人及其自由的某种新的赏识。白银时代是极其理想主义的，首要关注所在是自由、艺术、美和形而上的真理。这个时代歌颂人的创造力，而每一个人个性的独特性都是其信仰的核心因素。
在指向银时代以及民众教育的发展与“路标派”（Vekhi）的宣言的同时，许多历史学家论证道，白银时代标志着俄国受教育阶层在政治上的成熟，他们摆脱了旧知识分子阶层毫无意趣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狂热。特莱德戈尔德（Donald Treadgold）认为，白银时代的总体影响是扩大文化创造性的基础和提高其水平。1他同意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的结论：俄国最具西方色彩的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对于白银时代广泛接受的态度显示，俄国社会政治稳定下来，展开更为正常的追求，变得更注重自由，更人性化，较少革命性。
然而，对于白银时代主要任务的艺术和思想作进一步的考察产生了对于这一乐观结论的疑问。这一考察提示白银时代虽然注重不可否认的人文主义，但是也催生了以激进解决办法和极端式行动为依据展开思考的某种革命的精神。虽然它是以抗议传统秩序的形式兴起的，虽然最初是明确而坚定地非政治的，但是， 在1905年，时局的力量造成了几位艺术家眼中激进路线的日益政治化。 他们在美学上隐蔽的反叛激进主义变得明显。在1905年，一种确定无疑的革命思想已经出现。
这部研究著作将探索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从1890年代的美学反叛，到神秘启示论中的顶点；我们是通过对白银时代领袖人物之一——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1965－1941）思想的考察完成这一研究的。虽然艺术对于一个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本研究著作认为，白银时期艺术的革新和哲学的革新不是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的单纯消极的反映，而是广泛流传的革命精神的积极的塑造者：这一精神是神秘的、非理性的、必定接受政治的和社会的激进主义的。虽然艺术对大众思想的影响难以精确测度，但是一批颇具影响的艺术家在政治上的激进化，对于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思想必定产生某种作用。而且，许多艺术家在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当中都有大批的拥护者，为了倾听他们拥戴的诗人朗读，他们不惜排队数小时等待，他们观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和梅尔赫尔德（Meierhold）的实验戏剧，参与时代的主流文化活动。对于白银时代的欣赏并不限于精英。白银时代精神的激进主义波及了广大的受众，并且强化了左翼的政治激进主义。
从1890年到1917年，存在着两个并列的革命过程：众所周知的政治革命和艺术与思想的革命（我称之为美学革命），历史学家们对后者的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关于这个论题的繁多文献，都是从艺术家、文学批评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的角度写出的，因而都是相当注重技能的，相对地不关注革新发生所处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语境3）。美学革命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回应，正是同样的现象催生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当然美学革命的回应与之不同）。而且，从1905年以后的新艺术得到广泛接受这一点来看，至少可以认为著名艺术家的革命精神是影响了政治生命的品格的。很明显的是，在1917年前后，艺术家的精神激进主义和左翼政治激进主义已经汇合成为一股宏大的革命力量。虽然基本的设想、价值观和目的有所不同，但是某种暂时的情绪上的亲近感被创造了出来，因为他们共享了新千年的共同方向，怀有摧毁旧秩序的共同愿望。
美学反叛与社会思想的关系最明显地见于文学。作家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意向，并且言说出来。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Hippius)、勃洛克（Blok）、别雷(Bely)、巴利蒙特(Bal’mont)和布留索夫(Briusov)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尼采的影响，要求消除对个人的全部限制。这些人都像他一样，认为美、艺术、和感性比繁荣和满足感更重要。他们拒绝充当“社会公仆”，提出作为超人、新真理发现者和预言家的艺术家的形象，和左派4的“思索现实主义者”对抗。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所以对于“不同于我们的世界”的渴望浸淫了他们的作品，还带有一种明确的神秘主义语气。
消除形式与类型的传统概念、令感受和认知革命化、超越现实达到“更高级”的世界的尝试，显见于在白银时代全部的艺术之中。在强调人的内心状态的重要性的同时，其激进的审美感知显示出一种从根本上被转变的方向，亦即，个人的表达先于社会义务。外在世界只有在侵犯艺术家的自由的时候，才是有关系的。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政治秩序是表面的，而经济考量简直毫无价值。
这些共同的意向给白银时代作家和艺术家带来某种确定的一致性；从我们的观点看，这样的一致性远比他们之间的许多根本分歧重要。他们对于个体自由的要求不为现存秩序所容，而随着他们的思想渐渐受到欢迎，他们给生活与思想的全部领域增添了革命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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