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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总编序 
  自二十世纪开始以来,由于这种在各卷编者指导下由多位专家所撰写的多卷本系列著作的方式,剑桥的历史叙述已经在英文阅读的世界中建立起一种模式。撰写剑桥日本史的计划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于1978年宣告完成。这一任务可并不轻松。对于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说,日本历史的详细情况并不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日本的文化模式与西方的文化模式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专业术语和语言文字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令人望而怯步的问题。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以现代概念性和方法论的术语重新阐释日本历史方面,国外的学者一直得到了上个世纪的日本学者们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的帮助。 
  在日本的文化和思想构成中,历史一直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而日本的历史记录也是悠久和完整的。自古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就已经在神话和历史的传说中寻找其合法性,而日本的思想家们也是从他们国家的过去探索出民族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体系。历史的这种重要性还因早期阶段即已进入日本的大陆文化的影响而越发加强。随着日本人的思想意识转为关心王朝的起源问题,随着日本人在时间和现实方面逐渐表现出佛教的观点,随着日本人为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寻找理由,日本的历史表述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到了十八世纪,当时的历史言说又需要解释政体的神性,需要证明统治者的地位来自于他们的美德和仁慈,还需要说明政治变迁已经导致形成了一种神道教、佛教和儒教规范的高度自觉的融合。 
  在十九世纪,日本人开始熟悉西方的历史表述方式,并且感觉到有必要使自己国家的历史适合一种更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叙事范式。由于现代日本国家接受了它在其他国家中的位置,日本的历史述说也就面临着把狭隘的过去与更为普遍的现在调合起来的任务。历史学家们了解了欧洲文明进程的种种往事,并把十九世纪的日本描述为脱离武士统治、重归君主政体之下文官制度的过程,而这正是更为普遍的、世界性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巴克尔(Buckle)、基佐(Guizot)、斯宾塞(Spencer),以及之后的马克思(Marx),都相继提供了历史叙事的框架结构。 
  不过,二十世纪的天皇制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起到了抑制普世主义在历史叙事中充分表演的作用。帝国领域的扩张及其意识形态的膨胀迫使历史学家们循规蹈矩,尤其是在有关日本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不得越雷池一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带来了这些压制因素的解放,取而代之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帝国的自负进行强制性的谴责。很快,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日本学术界在研究尺度和多样性上的种种变化。历史研究的自由如今得到了大范围的扩展。朝向西方世界的新开放,带来了对于西方诸般历史表述方式的浓厚兴趣,也产生出这样一种历史专业,即以往那些小心谨慎并耽于考证的历史学者们开始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重新思考历史的资料。 
  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对于日本历史的认真研究开始在西方世界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语世界中唯一著名的关于日本历史的综合评述是G B 桑塞姆(Sansom)的《日本:简明文化史》,该书首版于1931年,此后一直在销售。英国和美国学习日本学的大学生,许多曾在战时语言培训项目中接受过训练,很快就能前往日本学习游历,并与日本学者一起参与合作研究计划。国际性的讨论会和专题研讨会所产生的多种论文集,成为了衡量日本史研究的理论焦点和叙事技巧进步的标杆。就日本国内而言,历史学术的繁荣,图书出版的普及,以及历史浪漫情怀的流露,都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意识,见证了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种种引人瞩目的变化。 
  1978年,作为检验日本史研究水准的一项工程,编纂这部日本史系列著作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当代西方历史学家能够利用现代日本历史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把这部系列著作的卷数限制在六卷之内的决定,意味着诸如艺术史、文学史、经济史的一些方面、科学和技术史,以及地方史等一些丰富的内容将不得不忍痛割爱。本系列著作既得益于日本,也得益于西方世界那些严肃认真的研究及其出版物。 
  虽然多卷本系列著作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就在日本多次出现,但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历史学家的数目仍然太少了,不足以支撑起这样一项事业。虽然这样的历史学家的数目有所增长,本丛书主编仍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日本的专家来撰写他们持有明显优势的那些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行为本身也就包含了一种编撰合作的形式,这种合作需要历史学家们训练有素的技能,这些历史学家的姓名理应得到承认和鸣谢。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多卷本日本史的主要目标是优先考虑英语读者的需要,而提供一部尽可能完备的关于日本历史的记录。但是,日本的历史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还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从某些方面来说,似乎我们对日本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会被其与西方历史表面上的相似性所吸引。关于日本历史发展过程的悠久而连续不断的记载,使得历史学家们禁不住想要寻找日本与西方世界在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似之处。现代日本民族国家的迅速崛起,曾经占据了日本和西方相当多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专家们也都有意愿指出通过似是而非的相似性而误入歧途的危险。 
  我们在认识日本历史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将会不断持续并加速。关注这一重大而复杂的研究目标的西方历史学家将会继续努力推进自己的研究事业,他们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日本所扮演的世界角色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地认识日本,这将继续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日本的历史属于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具有认知的权利和必要性,同时也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兴味的研究领域。 
  约翰 W 豪尔 
  马里乌斯 B 詹森 
  金井 圆 
  丹尼斯 特威切特 
  五卷前言 
  书中日文名称根据日语罗马字拼法的赫伯恩系统而罗马字化,中文名称则依照韦德-贾尔斯系统罗马字化。除了引用以英文写作的日本人名之外,日本和中国的人名都遵循其本国的构成形式,姓氏置于名字之前。在存在个人姓名非止一种文本的情况下,作为专门名词,它们将在词汇索引表中以英文和日文两种形式加以表现。脚注中引用的参考文献,依据本卷末尾引用的著作目录的作者姓名,按字母表顺序排列。至于日期,在1872年日本采用西方历法之前,日本和西方的纪年并不完全吻合。在1872年之前的纪年,一般给出的是日本阴历的月份和日期,同时加上与之最为吻合的西方年份和月份(例如,1848年4月)。在月份和日期已经转换为西方日期的情况下,它们则将以西方的形式加以表达(例如,1868年4月6日)。 
  我们衷心感谢日本基金会承担了本卷书稿撰述及日本专家所写章节翻译的全部费用,还有书稿编辑与会议讨论所需的花费。在本卷撰写过程中的那些年里,许多年轻的学者曾经通过在文字处理机上打印文稿、使术语用法规范化,以及汇编参考书目和词汇索引等,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对于本卷编辑的帮助尤其显得重要。卢克 罗伯茨(Luke Roberts)和李 巴特勒(Lee Butler)汇集了引用书目的清单。大卫 哈维尔(David Howell)和托马斯 斯凯洛(Thomas Schalow)编译了词汇索引表。在此,我们谨对他们,并对斯科特 米勒(Scott Miller)和康斯坦丁 瓦帕里斯(Constantine Vaporis),特别是对本卷的各位撰写者致以谢意,感谢他们的耐心和宽容。 
  马里乌斯 B 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