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情缘难割
我们初次“瞥见”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当时他一如往常，正在捣蛋。据说他和他的兄弟总是在家乡泉州的街道上到处玩耍，他们的父亲则在泉州府知府的手下担任基层官吏。当时一定是5月或6月，也就是荔枝成熟的季节—这种水果的白色果肉富含水分又甜美，还带点花香。郑家兄弟一伙看到一串荔枝垂挂在一根长出围墙外的树枝上，便开始丢掷石块，想把那串果实打下来。不料其中一颗石头飞越围墙，击中了知府的头。男孩们一哄而散，却都被抓了回来，押到知府面前。由于郑芝龙长相清秀讨喜，知府看了他一眼，便微笑着说：“汝当贵，且封侯。”就这么放他走了。
这段记载也许不是真的，但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者的逸闻一样，这则故事也鲜明地捕捉了人物的性格。真实的郑芝龙就像故事里的小男孩一样：四处闯荡、摘取树上的水果、惹上麻烦，结果反倒因祸得福。他的崛起速度极快，令人叹为观止又难以置信，以至于让人不禁觉得命运必然在其中插了一手。他的命运和荷兰人紧密交缠，至少这是一名痛恨荷兰人的中国官员后来提出的说法。“情缘难割。”他写道。我们后续将会看到，这名官员也未能拆解这段情缘，自己反而遭到罢官。
要了解郑芝龙的命运是如何与荷兰人牵扯上关系的，我们必须从他儿时的家乡福建谈起。这是一个山多田少的省份，贫穷又孤立，因此孕育了许多到海上追求财富的冒险家，包括渔夫、商人与海盗。郑芝龙最早的传记作者写道：“闽俗羞贫而轻死，故其富者以通番为业，贫者即劫掠为事。芝龙徒众既盛，二者兼行。”
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迫使郑芝龙到海上谋生的。一份史料指称他将手伸入继母裙下调情。其他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他犯了什么过错，只描述他父亲在街道上持棍追打他，结果郑芝龙跳上了一艘船。
他有许多船只可供选择。闽人是中国最杰出的航海家。我们惯于听闻欧洲贸易航线，但在远东地区，福建的船运量与商品价值都超越了欧洲各国，甚至世界各国都比不上。庞大的福建帆船向北航至日本，向南航至越南、暹罗（今泰国）、爪哇、苏门答腊与马六甲海峡（图3、图4）。这些福建商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建造住宅与寺庙，许多人也选择在海外定居下来。在1500至1945年的欧洲殖民期间，住在亚洲海外的闽人比欧洲人还多。实际上，即便在欧洲殖民地里，闽人也比欧洲人多。郑芝龙的一个舅舅就住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距离福建约一个星期的航程。郑芝龙到了澳门后与他同住。
澳门是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充满了广场、教士与响亮的钟声。一座宏伟的大教堂矗立于城镇中央的山丘上，日本工匠雕刻着其正面的石墙，刻出船只、狮子、身穿长袍的人像、吹奏着号角的天使。在其中一幅雕刻画里，一名女子飘浮在一条多头蛇的上方，旁边的中文图解写着：“圣母踏龙头。”这位“圣母”有些类似明代的航海保护神妈祖，而且必定有哪些特质吸引了郑芝龙，才会促使他选择在此受洗。他信奉天主教的虔诚程度并无定论。有些葡萄牙人在多年后指称他“要不是亵渎神，就是无知至极，竟然一致焚香敬拜耶稣基督及其他偶像”。不过，另外有些史料则指称他终其余生都定时参加正式弥撒。
他的舅舅要求他运送货品到日本，因此他才会在平户上岸。这是一座小海港，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分属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与中国。当时日本人民尚未被禁止出海，英国人尚未离开，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尚未遭到驱逐，荷兰人与中国人也尚未被限制只能在长崎的一座小岛（出岛）上活动。
在平户，郑芝龙引起了李旦这名富有的福建老翁的注意。他们也许有性方面的关系。郑芝龙现存最早的传记指出：“芝龙少年姣好，以龙阳事之。”这份传记的作者是郑芝龙同时代的人，但我们对他所知不多，因此无法判断这段文字的真实性。福建人对于同性恋行为并不掩藏，郑芝龙家乡那个地区的航海人更是如此。后来的一份史料探讨了“纳男妾”的行为，以不以为然的语气指出，许多缙绅都纳有俊童仆役，俗称“契弟”。这位作者写道：“甚有良家子弟亦不免为匪人所诱，以致失身者。殷富之家，大都以贩洋为业，而又不肯以亲生之子令彼涉险。因择契弟之才能者，驱之危地，利则归我，害则归人。在贫者则借此希图致富。”郑芝龙是否自愿担任李旦的契弟，利用这样的关系致富呢？
如果是的话，至少他不受李旦独占—他还结识并迎娶了一位日本女子，名叫田川松。他们婚后生下了郑成功，但郑芝龙没有留在家里等待儿子出生，而是抛下怀孕的妻子，和李旦一同与荷兰人会面。
李旦与欧洲人关系紧密。他原本与英国人相处友好，直到英国人发现他暗中侵占他们的钱财，才因此决裂。现在则是荷兰人需要帮忙—郑芝龙随同李旦到澎湖与他们会面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澎湖是一组地势低矮的多岩群岛，位于台湾海峡（图5），距离大陆海岸80英里，距离台湾海岸30英里。荷兰人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堡垒，位于一个深水湾上，在一座寺庙旁边。他们逼迫中国俘虏在炎热的太阳底下从事建造工作，疲累而死的人不知凡几。他们原本希望把这座堡垒当成参与中国贸易的基地，但明朝官方在工地附近集结了数千人的部队，与荷兰人发生了数次冲突。不过，中国部队的指挥官不想对这群“红毛番”过度进逼，于是同意让李旦和他那名俊美的徒弟介入调停。
他们说服了荷兰人离开。荷兰人拆除了他们的堡垒，航行至台湾，在台湾南岸外海的一片狭长土地上另外兴建了一座堡垒，称为热兰遮城堡（图6）。
荷兰人需要翻译，于是给了郑芝龙这份工作，以葡萄牙语和他交谈。他与这群荷兰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目睹了这块殖民地的兴起：他们在距离一个汉族村落不远的热兰遮城底首先建造了仓库，接着在海湾对面的台湾本土上建立了另一个聚落，然后说服前来垦殖台湾的汉族移民在这个聚落定居下来。此外，他们与住在台湾内陆寨子的猎头族展开争斗，又与满怀戒心的日本商人互相竞争。
郑芝龙对于荷兰人如何处置那些以台湾为基地的明朝海盗尤其感兴趣。荷兰人没有驱离这些海盗，也没有把他们抓来当奴隶，而是邀请他们定居在热兰遮城堡附近的城镇，并且雇用他们为武装民船，鼓励他们攻击航向澳门或马尼拉的商船。
对于荷兰人而言，利用海盗获利堪称顺理成章，因为荷兰人本身也是海盗。实际上，“低地联省共和国”这个新国家的创立，有一部分必须归功于“海上乞丐团”—一群向西班牙争取独立的武装民船人员。1602年，荷兰政府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目的不只在于赚取财富，更在于攻击西班牙与葡萄牙。政府允许该公司招募部队，标举红、白、蓝的旗帜（其中的红色原本采用奥兰治王室的象征颜色橘色，借以向王室致敬），并可采购品质精良的火枪与大炮—这些武器产品在荷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将船舰与大炮借给该公司使用，甚至为其赋予代表国家宣战及讲和的权利。至于征战中取得的战利品，则算是公司的利润。
因此，荷兰人与明朝的海盗打交道，只不过是依着他们的本性行事而已，而明朝的海盗也非常愿意合作。就连李旦自己也请求标举橘白蓝的旗帜出海掳掠，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荷兰人这时还不愿得罪中国官员。不过，在李旦于1625年去世之后不久，荷兰人就开始大肆发放旗帜。他们那名俊美的翻译也想分一杯羹，于是辞去翻译的工作，回头当起了海盗。
郑芝龙可能一直都是个海盗。实际上，有些中国史料指称他协助创立了一支以台湾为基地的海盗团。这个海盗团的创始成员原本结识于日本，他们共同对天发誓相互效忠：“虽生不同日，死必同时。”郑芝龙有可能为这群海盗担任卧底，向他们通报荷兰人的活动。这样的猜测并不牵强。就在同一时期，另外还有一名中国翻译暗中与海盗合作，荷兰人直到事后才发现。
荷兰人不但没有反对郑芝龙辞去翻译职务，还鼓励他发展海盗事业，并且在他遭遇麻烦的时候给予协助。1626年年初，郑芝龙的船只缓缓驶向停泊处，只见船上桅杆断折，船壳也破洞漏水。荷兰人允许他航经岸边大炮，进入港口接受维修，而荷兰官员则数着属于他们的战利品。“我们接收了半数，”荷兰长官写道，“一如当初的协议，约960枚银币。”这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差不多等于今天的15万美元。但相较于另一次收获，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一次，郑芝龙向他们缴付了他俘虏而来的9艘中式帆船及船上的货物，总值超过2万两白银。换算成今天的币值，大约是500万美元。
荷兰人认为郑芝龙只是个平庸的翻译，没想到他还是个杰出的海盗。到了1627年，他手下已有400艘中式帆船与数万名水手。他们在中国沿海恣意劫掠、俘虏商船、侵袭城市，甚至击败明朝官军。中国官员紧张了起来。两广总督如此上奏北京：
郑贼固甚么么，而狡黠异常，习于海战；其徒党……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这名官员接着写道，政府本身的船只相较之下则是数量少，船体小又脆弱，大炮朽钝不堪，抵挡不了郑芝龙的攻势。
特别令官员感到担忧的，是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关系：“至芝龙，则所资者皆夷舰，所用者皆夷炮。”有些人甚至发现了他雇用欧洲人与日本人的证据。
当然，他们知道郑芝龙的成功不只是因为荷兰人的帮助。他是个狡黠的战术家，擅长以计谋取胜。有一次，他与部属假扮成地方上的民兵部队，潜至官军后方，打了一场决定性的胜仗。另一次，他利用一小支诱饵船队引诱明朝舰队驶入埋伏地，结果绝大部分的明朝船舰不是被击沉，就是遭到俘虏。
他也善于公关，所以尽管他靠着抢劫与收取保护费营生，却为自己打造了劫富济贫的“海上罗宾汉”形象。他的追随者大幅增加，也有证据显示他努力阻止部下劫掠乡村。一名兵部尚书写道：“芝龙能不妄淫杀、不妄焚掠，以假窃仁义之名，故附之遂以日众。”许多人也为饥荒所迫，因而投入他的麾下。一份中国史料指称他曾一度在十天内新增数千部众，这些人都是逃避饥荒的难民。
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崛起的速度。如同一名官员所写：“夫芝龙初起，亦不过数十船耳；当事不以为意，酿至百余。未及一年，且至七百；今且千矣。此莫非吾民，何以从贼如是之多？……归之如流水也。”
明朝官员意识到他们抵抗不了郑芝龙的兵力，于是开始考虑其他办法。自古以来，政府就习于招安德行良好的反叛分子。这种做法背后的理论认为，贤良的皇帝与正直的官员可以感化叛乱人士，让他们改邪归正。这种做法通常是不得已之下所采取的手段，而且通常是在朝代衰颓的时候。
官员纷纷上奏北京，提议采取此一做法。郑芝龙家乡泉州的知府王猷写道：“芝龙之势如此，而不追、不杀、不焚掠，似有悔罪之意，今剿难猝灭，抚或可行。不若遣人招谕，许立功赎罪。”郑芝龙鼓励这样的上疏，至少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么认为：“在芝龙，实无一日忘抚；地方士民苦贼，亦群上书抚、按，代芝龙求抚。”
到了这个时候，北京其实已别无选择。朝廷的海军毫无用处，沿海地区更已陷入动乱。福建饥荒现象严重，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都投入了海盗的阵营。一名官员思量当下的情势，认为终究还是“不得不出于抚”。
海盗战争
如果没有中国的科技，普特曼斯率领的舰队就不可能存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大炮与枪支，还有罗盘。普特曼斯的海图所使用的纸张，也是中国人发明的成果。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的“科技发电厂”，而这些工具在中国出现之后，即传播至西方，数百年后受到欧洲人的采用。然而，普特曼斯的船只面对郑芝龙阵容庞大许多的舰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的船舰会比郑芝龙的更有威力吗？
世界史的修正主义学派通常不愿评断欧洲的技术、科学或经济能力与亚洲相比孰优孰劣，而宁可将焦点放在全球性的比较上。的确，世界史课程中经常提到中国的航海技术不仅不逊于欧洲，甚至犹有过之，而且历史的发展大有可能翻转过来，由中国人殖民世界各地，而不是欧洲人。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历史教师通常会以郑和为例。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无疑是历史上的一项巨大成就。普特曼斯率领的船只与郑和相比便不免失色。郑和的舰队堪称空前绝后，有如一座座漂浮于水上的城市，载运了2.8万人。这些舰队搭载的人数恐怕比当时伦敦的人口还多。郑和的舰队踏勘了澳洲，航行至印度与非洲。他们在途中的每个大港口几乎都入港停留，以其声势威吓各地的国王、王公及酋长。30年后，这样的航海活动却戛然而止，主要是因为政府认为这么做只是浪费金钱。每一本世界史教科书都有介绍郑和的章节，而且通常都会提出这项结论：中国拥有称霸海洋的技术，只是选择了不这么做。
不过，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根据军事革命论的观点，欧洲的舷侧炮帆船（一种坚实的船只，两侧架设着一排排大炮）相较于亚洲的战船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军事革命论学派的长老帕克提出一项细腻的论述，指称欧洲船只虽然具有优势，但亚洲人也懂得采用欧洲科技，有时候也得以在海上击败欧洲人。另外有些人则认为欧洲其实不占有多少优势，甚至指称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航海技术相对于亚洲并没有显著的优越性。更有人指称科技不是欧洲得以建立海洋帝国的主要因素，欧洲国家愿意以海军力量辅助贸易活动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尤其这种态度在世界史上乃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此外，欧洲各国在亚洲的海洋侵略活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遭遇抵抗。
然而，这一切争论都缺乏实质根据。欧洲列强之间的海上战争虽然留下了大量文献，却没有什么人研究过帆船时代的欧洲与非欧洲国家之间的海上战争，特别是1750年以前的时期。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冲突更是如此，中国看起来应该是个理想的比较对象，因为中国曾经控制了亚洲海洋的海上强权，而且在过去数千年来一直是全球的科技领袖。
即将爆发于普特曼斯与郑芝龙之间的斗争，包括了中、欧之间规模最庞大的一场海上武装冲突。这场海上冲突比起郑芝龙的儿子30年后攻打荷兰人的任何战役都还要庞大，而且此一纪录直到200年后才被鸦片战争打破。此外，这场冲突也记载于荷兰与中国双方的史料当中，因此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让我们试图回答有关欧洲海军力量的问题。
世界史学家都不太敢宣称欧洲具有科技方面的优越性，但17世纪的中国人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明朝一名官员写道：“彼舟如山，我舟如垤。”由于荷兰船只非常高大，因此难以攻打，更几乎不可能强行登船。此外，荷兰船只看起来也异常坚固。郑氏家族自己出版的一本杰出的著作就指出：“红夷所造巨舰大如山，而固如铁桶，坚不可破。……终莫能当之者，纵横海外，不患破损。”（见图7）
这种坚固的船只可以搭载重武器。明朝的官方历史记载是一部由朝廷学者精心编撰的史书，其中指出：
（荷兰人）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中国史料里有许多提及荷兰船舰优于中国的文字，但我只再引用一段就好。痛恨荷兰人的福建巡抚邹维琏以类似于《明史》当中的描述文字指出：
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
红夷究竟是怎么学会建造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夹板船”的呢？中国的一则故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郑和的舰队曾经停泊于荷兰，当时绿眼钩鼻的穷困的荷兰人没有船只，便向郑和询问他那些神奇的海上载具是如何运作的。郑和没有回答，心知这些蛮夷要是有了船只，就有可能渡海前来劫掠中国。不过，荷兰人锲而不舍地一再追问，郑和只好取出一支老旧的毛笔和一张纸，画了一个大大的椭圆形。他在椭圆形中央画了三条横线，接着散开笔毛，在纸上涂抹了几个污点，然后把纸张交给对方。他认为自己这么乱涂乱画会让荷兰人摸不着头脑，但他错了。他们利用这张图自行设计出了船只。郑和画的三条横线成了三层甲板，因此他们的船只比中国船只来得更高又更坚固，而且每层甲板都装设了巨大的火炮。郑和涂抹的污点成了一套繁复的索具，用来控制十几面帆，而中国的船只只有简单的绳索控制稀稀拉拉的几面船帆。这则故事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荷兰人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的船舰比中国船只坚固了许多倍的答案。
当然，这则故事不是真的。郑和从来不曾到过欧洲，荷兰人也自古以来就懂得航行。然而，这则故事揭示了当时中国人多么害怕又钦佩欧洲人的船只。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中国的观察家并不认为荷兰人的优势在各种状况下都有效。《明史》指出：“然以舟大难转，或遇浅沙，即不能动。而其人又不善战，故往往挫衄。”普特曼斯必然不会同意这段话。实际上，他认为他与他的舰队能够迫使中国“遵从我们的意思行事”。
但他不知道的是，郑芝龙已开始打造一支新的舰队。正如欧洲人采用了中国的科技，郑芝龙也采用了荷兰的科技。当然，他这么做已有好几年之久，但在1633年，他将这种做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他这支新舰队的主力是30艘按照欧洲式设计建造的巨大船只，每一艘都有两层经过强化的大炮甲板，可以架设30或36具大型火炮，与荷兰战舰一样多，而大部分的中式帆船只能架设6至8具小型火炮（图8）。这些新式的战船甚至具有欧式炮门，并且设有滑动炮架，上面装有环钉与绳子，能够拉向后方以装填炮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创新。如果帕克的说法没错的话，那么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588年之所以会被英国击败，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战舰缺乏这样的构造。无论如何，普特曼斯对此深感惊艳。“在这个国度，”他后来写道，“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舰队，有着如此精美、巨大而且武器犀利的中式帆船。”
